史维祥
蒋家王朝覆灭的前夕，在上海这个中国最繁华的城市里，青年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交通大学在上海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与在北方的北大、清华遥相呼应，号召力很大，这是由它的悠久历史与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决定的，亦是同它的光荣革命传统分不开的。1945年到1949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交大学生开展了一系列英勇斗争，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有：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争取读书权利，反对岐视”的斗争；1947年的护校斗争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1948年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的斗争；以及1949年为迎接解放开展的对敌斗争等等。在这一时期，学校里进步学生的力量占压倒优势，同学们高唱解放区的革命歌曲，跳解放区的舞蹈，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的油印小册子在学生中悄悄传阅。学生自治会的布告牌上公开贴出马列哲学著作目录，供学生学习参考。这时，国民党特务只能转入地下活动，有时被进步学生发现就会被揪出来当众批斗。校长只得妥协，说“只要学生不到校外去闹，在学校里我保证安全”(实际上国民党特务晚上仍来校突击逮捕)。在上海，英国、法国、日本等列强都霸有租界，国民党则称交大是“俄国租界”或“红色租界”。国民党虽把交大视为眼中钉，但因其在社会上影响大，校友遍及全国甚至欧美，所以亦不敢轻举妄动。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上海的国民党一方面惊恐万状，等待美国武装干涉，另一方面仍准备负隅顽抗，妄图保住这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并保证海上通路，以便将大陆的大量财富及军政人员随时运往台湾。因此，上海的敌我斗争空前激烈。在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鼓舞下，交大学生运动空前活跃。当时学生自治会邀请上海知名人士来校作形势报告，在学生中组织各种形势分析会、学习会，以武装思想，迎接解放。在学生自治会前面，每晨用大字报发布每日新闻、转载新华社新闻，报导解放军渡江后战事发展情况等，大家都争先恐后阅读这些最新消息。一个个胜利捷报激动着交大人，大家都知道“快了，朝代就要变了”。随着胜利的日益迫近，斗争亦日益尖锐复杂，各种传说纷至沓来。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向交大学生下毒手，校内共产党地下组织将各班学生组织起来，每晚通宵在校园内沿围墙巡逻，还制订了各种应急计划，一旦国民党军警冲入校内，大家知道如何斗争。形势虽然十分紧急，但群众斗争情绪很高，大家齐心协力，保卫学校，连平时很少参加政治运动的学生也都参加了保卫学校的斗争。
当时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是中共地下总支，下面各个年级设分支部，分支部下面成立党小组，由一名分支委员联络。开始按照地下党的斗争规定实行单线联系，一个会议只有两个人。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后来也有数人在一起开会，到上海临近解放时，甚至开过整个分支部大会。一切党的活动，当然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党组织在全校学生自治会换届时，总要送数名地下党员去公开竞选主席或部长等。这些同志不久就面孔“红了”，就成为国民党晚上突击逮捕的对象，所以到一定时候就只能送往苏北解放区去了。总支领导不能出头露面，不参加公开的活动。记得解放后地下党公开时，总支书记所在寝室里的同学看到名单上有总支书记某某的名字时很惊奇，认为他平时表现较落后，从不参加政治运动，至多只能算一名中间群众。又如在“4·26大逮捕”的黑名单上，不仅没有党组织的高层领导， 连一般领导亦不多，由此可见当时地下党组织保密制度的成功。在当时残酷斗争形势下，党员一经暴露，轻则个人坐牢、牺牲，重则使组织受到破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基层党员依然积极团结和组织自己所在班级同学，开展各种公开政治活动，宣传党的政策，解除群众各种疑虑，所以面孔总是“红的”。记得晚上熄灯后，宿舍的同学议论起班上有没有党员、谁大概是党员时，的确令人紧张。实际上，在后来党员名单公开时，说明大家大都猜中了。由于党群关系密切，到紧要关头，进步同学都会保护自己班上这些“头头”的。
随着形势发展，解放军已包围了上海。上海市物价飞涨，国民党最后发行的金圆券(说以黄金为后盾)亦挽救不了经济的最后崩溃。商店里商品价格一日数涨，公务人员发了薪金就得赶紧购油购糖，或抢购“袁大头”(银元)才能保值。学校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储粮储水，保护学校财产。国民党要作垂死前的挣扎，开了一个全市各行业的黑名单，不断逮捕进步人士及共产党员。每天晚上在全市的一些黑暗角落，一批批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之中。当然，敌人也决不容许交大这样的红色据点再存在下去，黎明即将到来之时，一场腥风血雨将降临交大。党总支已从上级党组织获悉逮捕学生的一份黑名单，这份黑名单上列着交大学员及积极分子300多名。那几天，党组织每天都通知我们晚上必须转移，要住到亲友家去。这些绝密情报都来自国民党特务机关。解放后在镇反运动中得悉，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有些处长就是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因此我们的情报很准确。但是，一连几天通知转移，结果军警并没有来交大，实际上他们每天通知晚上要出动，而只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驻地。原来狡滑的特务机关也估计到他们内部有共产党人会将情报送出去，因此采取了虚虚实实的手段，使我们每晚都要离校而军警却并没有来。但到4月26日晚上敌人真的冲进学校时，我们大部分党员都在学校。但由于事先作好了应变准备，暴露身份的党员已找好藏身之处，其他人员及学生以敲钟为号，然后全体人员集中到体育馆，使敌人无从分辨。26日晚上深夜约2时，大批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学校，一辆装甲车冲开学校后门，敌人蜂拥而入，负责打钟的护校队员拉住绳子只敲了几下即被几个伪警察赶走了。军警们将各个宿舍门用机枪封住，大部分同学从睡梦中被叫醒，挽着手往外面冲，但已来不及了，结果被压缩在各个宿舍里，特务带着军警一个个对照黑名单查学生证。黑名单是按姓氏笔划数编排的，前面被查房间的我的一位老乡看到名单上有我，立即伪装上厕所，避开特务来通知我，同室同学紧急商议后，借给我一位与我长相较像的水利系同学的学生证，老乡带我混过特务转移到已查过房间，避免了遭受逮捕的危险。由于这件事，在文革中我曾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审查。宿舍被搜查完后，我们走出宿舍门，看到学校到处都是穿着各种制服的军警特务，看来是因为互不放心，所以他们是来自各种反动机构。学生与军警辩论，做宣传工作。有些军警说上级告诉他们交大已装备有很多武器，准备武装暴动，他们是来参加战斗的。这次共抓走了50多人，其中只有少数党员，重要人员均未抓到。大逮捕的第二天，伪警备通知学校立即疏散 。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系科代表大会(这是学生最高的民主决策机构)，辩论学校要否疏散。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师生决定撤离学校，到校外组织战斗，准备迎接解放。5月初，国民党五十一军进驻学校。这时，党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撤离学校，组织群众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这完全不是如“文革”中所说的那样，交大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每个地下党员均要重新审查……当时学生都离开学校了，有亲友的投靠亲友，无处安身的则由学校借了一所中学集中住宿。组织上对地下党员都作了安排，规定了联络方法及暗号。
已经是“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江南了，解放军开始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市区已可隐隐听到炮声。交大的进步学生斗志昂扬，士气百倍。党员以班级和年级为单位，组织了人民保安队，保护工厂、学校和人民生命财产，一旦解放，则协助解放军维持交通秩序及保安等工作。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成员都参加了战斗 ，组织了学习和训练。这时，国民党反动军警更赤裸裸地加紧镇压革命人士了。警备司令汤恩伯发布了“十杀令”、“连坐法”等，通宵实行戒严，白天常在某一段马路实行突击搜查行人，进步学生便将一些宣传材料、文件等夹在英文书里应付检查。有时我们也采用突击行动，如几个人到高楼公共场所将大批传单向窗外一扔，然后迅速转移，待敌人发现封锁大楼时，我们的人早已逃之夭夭了。当时党组织给下面布置的任务之一是调查徐家汇一带的碉堡、仓库、军警驻地等，绘成简图，然后送至解放区。有些原来在工厂活动的学生党员则深入工厂，与工人群众一起组织护厂斗争。我们的口号是，“一定要把一个完整的大上海交给人民”。就在这样紧张
和危险的活动中，交大两位革命者穆汉祥和史霄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遭老牌特务龚瑞的暗算而被逮捕了。在受尽酷刑拷打后，牺牲在上海宋公园。现在我们这些老同志，每每走过烈士的墓碑，眼前总不禁浮起当年斗争岁月的情景，深深怀念共同战斗的英雄。“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
5月25日清晨，我们一出门就看到虹桥路上尽是穿灰色军装的解放军，他们严守纪律，通宵都是在屋檐下度过的。街上沸腾了，大家高呼“解放军来了!”、“我们解放了!”压在头上的乌云消失了! 警车呼啸、特务横行、终日惶惶不安的日子结束了!市民噙着眼泪，紧紧握住战士的手。5月的阳光和煦，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马路上到处是欢声笑语，同志们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按规定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当我们回到学校时，看到穿着军装的干部在忙碌地工作。在他们之中，忽然碰到了过去在学校共同战斗的同学，他们是撤退到解放区，现在又回到母校来了。同志们紧紧地握手，热烈的问候，眼中流下了激动的泪花。我们胜利了，我们又相聚了，这个胜利来得多么不易啊!
不久，学校又恢复了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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