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文美
一
上海沦陷期间，交大徐家汇的校址被改为同文书院。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的交大师生，陆续复员到上海。当时交大的校舍，如工程馆、体育馆、实习工厂与学生饭厅等许多建筑，都被国民党新六军占据，用为营房、马厩和弹药库。新六军不但不肯迁出学校，还不时用军用卡车将柚木柜、沙发等大量家俱以及其他物资盗运出校。学生和校工前往劝阻，一再遭到他们的毒打。1946年2月的一个下午，有一校工被新六军拖到营房吊打。我当时是学校的总务长，听到这一消息，前去交涉，也被国民党官兵十多人围住殴打，致受重伤。
新六军的暴行，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愤慨。教授会在当天下午三四点钟召开会议，决定罢教以示抗议。同时，学生也开始罢课。事情渐渐闹大了。最后，新六军方面不得不向交大师生赔礼道歉，偿还损失，表示要给打人凶手以处分，并限期全部撤离交大校舍。这是交大教授会 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次罢教。
二
第二次是为要求改善待遇而停教，时间也是在1946年。当时物价飞涨，百物腾贵，公教人员待遇菲薄，教授亦感入不敷出，终日为柴米所苦。讲师、助教和工友的生活就更为艰难了。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交大教授会在4月上旬议决实行停教。4月21日，交大教授会理事祝百英在“上海国立院校教授代表联席会议”上介绍了交大教授酝酿停教的经过。自此，交大、复旦、同济、暨南、上海医学院等国立院校开始了全面停教，斗争一直持续到5月上旬才告结束。
三
1947年5月底至6月上旬，交大教授会为抗议军警任意闯入校园搜捕学生，又一次罢教。这次罢教，直接的导火线是5月30日的大逮捕。
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有许多歧视交大的措施，如停办航海、轮机两门专修科，克扣复员经费以及打算更改交通大学校名等等，对此，师生普遍不满。4月6日，学生会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并成立了护校委员会，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得更改校名和停办已有系科，要求增加复员费以解决学校经费困难。并在“四·八”校庆之际，吁请学校当局以及校友凌鸿勋、赵祖康、赵曾钰等多方声援。学生此举，赢得了许多校友和教授们的同情。5月9日，全校师生听说校长和护校委员会代表晋京请愿失败之后，更是群情激愤。护校委员会遂召开系科代表大会，议决自5月10日起无限期罢课，并全体晋京请愿。
5月13日，2800余学生出发晋京。市长吴国桢等前来挡驾，但阻挡不住他们的决心。虽然国民党当局把火车头疏散了，学生们还是找到了机车，并由机械系四年级同学傅家邦和航空系二年级同学张其树自行驾驶，把请愿队伍运送到了真如。因煤水不继，列车不能继续前进，于是学生们就坚守在那里。朱家骅被迫半夜乘车赶来，书面保证承认了七项要求中的五项。学生们这才班师返校。领导这次斗争的学生会干部有周盼吾、周寿昌、朱发稼、朱启瑞、胡国鼎、雷天岳、李家镐等，其中好几人后来是中共地下党员。学生这次行动颇得社会各界的好评。
国民党、蒋介石对交大学生自行驾车晋京请愿一事十分恼火，处心积虑要进行报复。朱家骅提出保证这一着，只是他们的缓兵之计。继南京“五·二○”血案以后，他们就在上海加紧了对交大学生的镇压。一次，学生在体育馆举行晚会，特务学生秦某混入寻衅，企图制造警察入内搜捕的口实，幸而被察觉，阴谋未遂。5月25日，系科代表大会正开会商讨复课事宜，军警特务突然闯入，打伤并捕去一些学生。28日，便衣队又在校门口捕去几名学生。在5月底的那些日子里，交大门口每晚都停着几辆警备车，附近的街头、店铺里，还埋伏了便衣警察。周围一片恐怖景象，给人以将要发生“非常事件”的感觉。
5月29日，学生会干部胡国鼎、李家镐来找我，我告诉他们：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但从形势看来是要抓人的，要设法躲一躲。他们说，现在就离开学校可能反而更危险，一出校门就会被抓去的。于是我建议用校长吴保丰的汽车送他们出校。他们当时说，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必要时再来找我，但事后却没来。大概胡、李两人通知学生会其他骨干在当天自行分散离开了学校。
果然，5月30日凌晨2时，上海市警备司令部3 000名军警包围了交大，冲入学生宿舍，手持黑名单和照片进行搜捕。黎明以后学生与军警对峙。学生们4个人一排，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军警们则架起机枪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接着大批马队也冲入校园。直到上午八九点钟，因学生们众志成城，无法下手，他们才不得不退出学校。学生和教工无一人被捕，但黑名单上的16名同学被迫由学校公布开除。学生们义愤填膺，列队前往市府请愿，队伍刚出校门就遭到埋伏在小巷里的便衣队一顿毒打，致使3人受到重伤，30余人受了轻伤。
那天早晨，包围学校的军警刚撤离学校后，许多教工就不约而同地涌到总办公楼容闳堂探询情况，都主张由教授会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教授周铭、李泰云、钟伟成、王之卓等都聚集在我家中，共同草拟抗议反动当局迫害学生的发言稿以及电文和宣言。当天下午，教授会便举行全体大会，决定实行罢教以示抗议。次日下午，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在会上报告了学潮的经过和事件的真相，以争取舆论界的同情。这次罢教，时间将近十天。
这次学潮之后，朱家骅等下狠心对付交大师生，撤了吴保丰的校长职务，又组成国立交通大学整理委员会。吴保丰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是陈立夫一派的人。所以也有人说，这场斗争是 “朱陈之争”。不过，很多进步同学认为，吴保丰此人还比较开明，至少他反对拘捕学生，并竭力保释被捕学生。
整理委员会由国民党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茅以升任副主任委员，成员有赵祖康、 赵曾钰等。国民党在拼凑这个班子时也是有矛盾的。茅以升曾提出以不开除学生为条件担任委员，但后来学校还是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国民党在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后，指责钟伟成等挑起了学生运动。这样，一些教授就离开了学校，交大教授会在后一时期也显得比较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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