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楷
我于1946年初在一所私立大学入党,1946年下半年转入交大先修班,党的组织关系也随之转入交大党总支。当时,交大的党员人数还不多,党员绝大多数集中在学生会。我的组织关系转入交大后,开始时,总支认为我们是先修班的学生,还不算交大的正式学生,一年后要重新考大学,那就不一定在交大了,因此要我们到学生会宣传部工作,以便党组织开展活动。我向总支提出:我们进了交大的门,交大就不大可能要我 们再考一次大学了,学生会已有了不少党员,以后最好多派一些党员在班级里,做联系一般同学的工作。而先修班的同学将来要分到各个系的一年级,因此,先修班同学的工作做好了,将来就可以做好整个一年级同学的团结教育工作。当时总支很能倾听党员和群众的意见,我的意见很快被接受了。我们先修班的三个党员成立了一个支部,并且由当时的总支书记亲自领导我们。
当时先修班的同学最关心的是直接升入交大的问题。我们提出,先修班的同学虽未被正式录取,但也是未被录取的学生中考分最高的,又经过交大老师的教学辅导,复习了一年中学课程,应当直接升入交大。我们以此来和同学们交谈,联系同学,得到同学们的拥护。接着,我们便在先修班成立了“直升委员会”。直升委员会一方面团结同学,争取老师的同情,一方面用各种办法和学校交涉。最后学校同意,凡是考试及格的先修班同学都可直接升入交大就读。这样我们几位党员在先修班同学中的威信就大大提高了。同时,我们和同学也谈形势问题,了解各个同学对形势的看法,谨慎地宣传有关党的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物色和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
直升问题解决后,我们接着搞了迎接一年级新同学的工作。每个系的迎新工作都由先修班的积极分子负责,这样,新同学进校首先认识的就是我们的积极分子。新同学来自各地,首先遇到的是住宿问题。当时,新同学要交了新建宿舍费,行李才能进校。我们在学校里找了一间空闲的大教室,请学生会和学校交涉,让一部分清寒同学住进去。学校还未完全答应时,我们就用各种办法,把清寒同学的行李偷偷的运进了学校,最后有64位同学在这间空闲的大教室中住了下来,虽然拥挤不堪,但是总算解决了这些同学的住宿问题。同时我们还通过私人关系联系了一批廉价的纸张、练习本,由积极分子代销给同学。这样,积极分子和新同学之间就建立了初步联系。在选班长时,除了一两个以外,一年级的班长全部是我们的积极分子获选。
新同学中有4名党员,加上我们先修班中原有的3名党员,分为两个党支部。当时总支书记要求我们了解每个同学的情况,我们7名党员可以背出所联系的班级的所有同学的名字和大致情况。过了一些时候,我们便成立了由一年级同学组成的群众组织“四零社”,通过学术活 动、文娱活动、福利活动更进一步联系同学。我们总支书记是一个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的同志,在每次的学生运动中,他都要我们详细地汇报进步同学、中间同学和落后同学的反应,并不时提出问题。进步同学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比较多,中间同学的情况了解得少些,而落后同学因我们和他们谈不大来,能汇报的东西就更少了。总支书记也不批评我们,但是当我们汇报得支支吾吾的时候,自己就会觉得工作没有做好。
由于班级工作的开展,在每次学生运动中,一年级同学参加的人数总是最多,积极分子也就更多的涌现出来。以后我们又成立了一个由积极分子组成的进步组织“星光社”。因为有了“星光社”,不但做群众工作的人 更多了,而且在“星光社”中,我们还开展了党的知识、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并传阅一些进步书刊。到了一年级末的时候,积极分子已达到一年级全体同学的十分之一,党员的人数则增加了一倍半。
由于当时一年级的群众工作收获很大,总支决定加强班级工作,并把在学生会工作的党员称为做上层工作的党员,做班级工作的党员称为做基层工作的党员,大大地加快了交大党总支工作的发展。
这就是我所记得的,交大党总支从重视抓学生会工作转到既重视抓学生会工作又重视抓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段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