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战斗

俞宗瑞

一、从"科学救国"的梦幻中醒悟过来，走彻底革命的路

我从高小开始，读书就很勤奋，向往将来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可爱的祖国，使她科学发达，工业进步，不受日本鬼子的侵略。马大杭是我高中时代的一位最亲密、最知己的同学，他把我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梦境里，引向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现实社会。

首先，他主动借给我阅读很多进步书籍。以往我总以为课外的书不是"飞檐走壁 "之类的武侠小说，就是"求爱、失恋"之类的爱情小说，读了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但是他借给我的书，完全打破了我的偏见。高中时，他先后借给我看过的书，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进步的刊物杂志，如《读书生活》、《生活知识》、《世界知识》、《海沫》等；有关于报导苏联、美国的，如韬奋著《萍踪寄语》、《萍踪忆语》；有关于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旧社会腐朽黑暗的，如《上海--冒险家的乐园》、曹禺的《雷雨》、茅盾的《子夜》等；有充满阶级感情和阶级斗争的苏联翻译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法捷耶夫的《毁灭》以及《地下火》、《自由万岁》等；有关于写中国革命斗争的，如《新生代》、《在汾河上》以及斯诺的《西行漫记》、斯特朗的《长征》等；有鲁迅的战斗杂文如《且介亭杂文》、《花边文学》和《阿Q正传》等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平心的《思想方法和训炼》等等。

他还组织我们同班同学三人(另一位是周君)，对阅读过的书报杂志经常进行讨论，交流心得体会。通过对这些书籍的认真阅读和讨论，使我从家庭、邻居、亲戚、学校的小圈子里跳了出来，逐渐认识到旧社会的腐朽黑暗，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性，知道了由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苏联社会的美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艰苦卓绝和庄严伟大，地下革命工作者坚定沉着、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等等。

同时，马大杭同志还以我们三人为核心，在班级里开展群众工作，采用了课后打排球，假日举行郊游，课外组织座谈等适合当时学校环境的一些活动方式来联系班级同学，从中发现品质较好、政治上可靠的同学，我们分头进行个别的较为深入的宣传教育，从而逐步扩大进步的力量。结合这些活动，大杭还组织我们核心组三人讨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人生观问题、团结教育周围同学的意义问题等，逐步培养和锻练了我革命工作的意识。

在学习和工作中，我开始发觉自己的政治水平是多么的低。功课成绩我可以名列前茅，但政治认识却是那么浅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我领会得很快，但对政治社会方面的书，阅读消化能力却很差；我比较善于做几何难题，但却不善于做人的工作，要使周围的人从落后的、各种政治偏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感到很不容易。我觉得自己对很多社会问题缺乏足够的知识和分析能力，不能以自己相信了的东西说服别人，使他们也能同我一样醒悟过来。于是我想，像我这样水平低的人，对革命工作能起多大作用呢?如果我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将会比直接参加政治工作所起的作用会更大一些。这说明，当时我虽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也参加了一定的 革命活动，但还没有真正觉悟到参加斗争的迫切性，我的人生观还没有根本转变，还是从个人的作用和个人的成就出发，留恋于自己对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基础和兴趣，企图做个同情于革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上海全面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狼狈为奸，加紧对上海人民实施血腥统治。他们严禁一切集会和各种活动，推行保甲制度，动辄逐区封锁，挨户搜查，宪兵、特务横行。在学校里推行"大东亚新秩序"、"中日共存共荣"等反动宣传，妄图扼杀抗日爱国力量。白色恐怖笼罩全市。从大杭同志那里得知，不少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被捕， 有些在狱中被严刑拷打，紧贞不屈，惨遭杀害。此情此景，激发起我对敌伪法西斯统治的万分仇恨和对坚持战斗在秘密工作战线上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由衷钦佩。

在经济上，由于日伪加紧对上海人民的掠夺，造成上海市粮食恐慌，物价飞涨，经济和生活状况严重恶化。我父亲遭到失业，他不得已与同事合伙利用我家住屋门前开办了小杂货铺，结果不堪物价飞涨和地痞恶势力敲诈勒索而关了门。后来侥幸找到一家公司任出纳工作，月薪很低，一家七口，生活难以维持。我为了坚持求学，考取了"申报馆贷学金"并领得私人奖学金，课余又担任家庭教师以贴补家里。家庭经济的日益困难，也加强了自己革命斗争 的意识。

1942年二三月间的一天，马大杭同志对我说，上海形势非常严峻，敌伪统治越来越法西斯化。我们的活动要更加隐蔽、更加深入，要躲过敌人的打击，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过去有些活动方式容易被敌人发觉，不适用了。他要我做好准备，同他一起打入汪伪保甲青年团里去，以便利用合法的身份作掩护，争取团结广大青年，瓦解敌伪组织。马大杭还要我搞好同英文老师的关系，因为他正是汪伪保甲青年团的秘书长，准备通过他打进去，并且马大杭还要我把他借给我看的书，放在最隐蔽的地方，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突击搜查。

大杭同志的话对我来说，犹如一个战斗号令--在上海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要打到敌伪组织内部去，争取团结广大群众，瓦解敌伪组织，这是多么庄严的革命任务啊! 在当时，我已经认识到，不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推翻，社会制度不变革，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成千成万的革命青年为这个伟大的革命事业，在抗日前线英勇地战斗着，在敌伪统治区艰苦地战斗着，不少革命青年、共产党人被逮捕，在监狱里被残酷的刑罚所折磨、摧残，不少青年被杀害。此时此刻，如果我还醉心于做个同情于革命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置身于革命实践之外，这不仅是幼稚，而且是可耻! 听了大杭同志的话，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任务。我要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抛弃一切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成就"、个人的家庭、个人的安危……抛弃一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的东西。我决心走彻底革命的路，做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在那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曲折的、残酷的" 这句话的正确、重要。只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并下定决心去从事革命斗争，才能坚定地走彻底革命的路。同时，我也体会到"人生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只有世界观、人生观转变了，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大杭同志的这一战斗号令动员我，要我努力学好英文，搞好与英文杨老师的关系。我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看见墙上挂着希特勒的石膏像，在桌上放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就知道他是地地道道的希特勒的信徒。我顿时对他产生仇恨，但为了革命工作 的需要，我忍受了一切，并与他友好相处。他为了突出个人，在学校里举办英文朗诵比赛。我勤学苦练，取得比赛第一名，获得他亲自授予的奖章。在他看来，我是他的最得意的门生了。……一切为了取得他的信任，为通过他打入汪伪保甲青年团作准备。

我每晚贪婪地学习着。记得当时正在阅读 《社会科学基础教程》，我晚上学习到深夜以后，静悄悄地爬上晒台，爬到屋楔上，把书藏在瓦片底下，以防突然事变的来临。白天我查阅报纸，包括日本人办的《新申报》，从那里找资料、找矛盾，做笔记，收集揭露敌人、教育群众的材料，增强做群众工作的本领。

过了几个月，大杭同志告诉我，他已经去打听过了，汪伪保甲青年团是个空架子，秘书长也是个空头司令，没有必要再打进去，还是坚持在学校里、班级里踏踏实实地做好群众工作。他又强调，上海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一个革命者要勤学、勤业、广交朋友。交结朋友要逐个做人的思想转变工作，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也是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我们要多播革命的种子，将来会开花结果的。他又说，"在学校里，读书要读好，功课要做好，考试要争取考个好成绩。只有这样，在同学中才有威信，才便于做周围同学的思想转变工作，否则读书吊儿朗当，谁会听我们的话"，"这一点你比我强，基础比我好"。他说，他高中毕业后准备进圣约翰大学念书，希望我能考入交通大学念书，到那里去做革命工作。

大杭同志是我革命的引路人，他人品好，革命道理比我懂得多，分析问题的能力比我强，我对他很信任，也很佩服。他的一番话，我很能理解，也完全能接受。我深深地体会到：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是革命工作，在敌伪统治地区也需要我们革命人去做革命工作。一个革命者，只要他有坚定的革命意志，随时随地都要从革命的需要出发 ，做有利于革命的事。革命工作不都是轰轰烈烈的，在敌伪统治区，革命工作更是长期的、艰苦的、残酷的。大杭同志为了引导我走上革命的路，花了多大的心血啊!他给我做出了榜样，也提供了做人的思想转变工作的经验。我是以他为师、做周围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二、 考进交大，参加地下党

1943年9月我考进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当时的校址是在爱麦霙限路(后改为绍兴路)的中华学艺社内。

到了交大，工作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高中时，开展工作是以大杭同志为主的，有事可同他商量，得到他的指导。现在班级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感到力量很单薄，责任很重。交大功课比较繁重，像物理课，老师一堂课讲下来，整理笔记就很费时间，还要做很多习题。校内又没有操场，课外活动也难组织。交大同学在入校前，一般都是各中学中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他们读书用功，勤奋好学。除了少部分同学家庭比较富裕外，一般家境比较清寒，生活俭朴。他们关心个人的出路、个人的前途，很多人抱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善良愿望。他们痛恨日本侵略者，寄希望于国军和英美把日本人赶出去。他们对蒋介石、对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幻想，对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八路军很不了解，甚至在反动宣传影响下具有很大的偏见。他们一般素质较好，但埋头书本、不问政治，政治思想很模糊。这种情景，激发了我的责任感，觉得应当使他们觉醒过来，而且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像我一样觉醒过来。青年学生是我们革命的基本力量，他们有政治思想上进步的基础。只要我能像大杭同志那样艰苦、耐心地做启蒙工作，他们政治思想的转变、进步是大有希望的。

于是，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在交大，如果课程成绩不好，在同学中说话是不会有任何威信的。我每天晚上把老师讲课的记录尽快整理好，而且书写得很整齐。同学有需要的，我热情地借给他们作参考，借以联系和团结周围同学。

当时交大学生都是走读的，我利用放学回家路上的时间，找同路的、与我住得较近的同学结伴同行，边走边交谈。有时请他们到我家来共同研讨功课，分工做习题，借以减轻大家的作业负担。要考试了，我约他们共同温习功课。利用间隙时间，大家谈谈共同关心的国家大事。当然，他们对我也有帮助。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这个交好朋友的基础，要想政治上进一步启发引导他们是不可能有效的。同时，在功课比较繁重的条件下，平时没有一点艰苦的精神、自我牺牲的精神，要建立这个基础也是不可能的。

有了这个基础，如何做宣传教育工作呢?在实践中我逐步体会到：同学中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与他们不同的家庭环境、社会经历、亲友影响等因素有关。所以首先要摸清楚他们的认识、观点及其形成的背景和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收集有关事实资料，用事实进行教育，这往往比简单的说理更为有效。但有时他们对事实的真假也有不同的看法。你说是事实，但如果与他先入为主的思想认识有矛盾，他就不认为是事实，甚至说是"CP的宣传"(CP即共产党)。所以，如何使一些事实为他们所相信，是要花一番功夫的。我当时采用的一个办法是从敌伪办的报纸、杂志里去找材料，为我所用。比如说，报上为了诬蔑新四军、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说他们做好事是为了笼络人心。这里起码提供了新四军、八路军确实有做好事的一些实例。我说，新四军、八路军都是贫苦农民的子弟兵，他们为了抗日除奸，救国保家乡，为人民做些好事，这并不奇怪。国民党军队是拉夫拉来的，这些事他们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就把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从本质上区别开来。这样讲法，使同学们容易接受。

记得1945年初的一天，大杭同志来找我，说他的叔叔在新四军工作，是共产党员，最近秘密到上海来，邀我一起去参加党，问我有没有决心。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啊!我激动地对他说："决心当然是有的，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是我早就肯定了的，但像我这样政治水平低的人，怎能够条件参加党呢?"大杭鼓励我说"有坚定的决心，就是很重要的条件。"他叫我写篇个人自传，写清楚自己的思想的转变过程，以交给党组织审查。

从那天起，我每天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怀着对党虔诚的心情，认真地思索，如实地写我个人思想转变的过程，一心想让党组织了解的、审查我、教育我，我前后大约写了两个多星期，最后用米汤水誊写在练习簿上(这是秘密工作的规定，组织上审阅时 ，只要用棉花蘸酒精在纸上一擦，字迹就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交给大杭同志，由他转交给党组织。

不久，大杭同志通知我，组织上已批准我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为三个月。他对我说，现在白色恐怖很严重，敌人千方百计想破坏我们党组织。入党以后，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决心，即使一个地区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我们也必须把斗争坚持下去。我也默默地下定决心，随时准备突然事变的来临，即使在敌人残酷的刑罚下，也要把斗争顽强地坚持下去。

大杭同志还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要把我的关系转到交大地下党组织，并把接关系的时间、地点、口令、记号告诉了我。记得1945 年4月12日早晨，按照组织的安排，交大老吴同志接上了我的关系。我同老吴虽素不相识，但一接上了组织关系，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一见如故。我向他汇报了我所在班级工作开展的一些情况以及下一步的打算等，得到了他的完全肯定。老吴讲了组织上对当前形势和白区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以及"勤学、勤业、交朋友"等。他的讲话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前几年大抗同志讲的意见都是当时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精神。

三、 入党宣誓，参加交大地下党支部

入党以后不久，组织上通知我，张大姐代表上级党组织准备来我家主持我的入党宣誓仪式，并约好时间、地点、口令等(解放后我才知道，张大姐就是当时上海地下党学委书记张本同志)。

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沿马路二层楼房的楼下，因为经济困难，把客堂、前厢房出租给人家开中药铺了，一家七口就挤在后厢房和亭子间里住。我经常在亭子间里学习和接待同学。

记得1945年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在张大姐来到我家之前15分钟，我在亭子间窗上做了一个表示安全的记号。

下午2点钟，张大姐来到我家。她是那么亲切、热情。她一坐下来，就轻轻地对我讲述了我们党的性质、任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白区工作的方针等等。她讲得明确而又生动具体，使我很受感动。当时感受最深的是：①我们所从事的是为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事业，我的一生能为这样伟大而崇高的事业而奋斗是最值得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彻底解放，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政党。这是一个长期、艰苦、曲折的革命历程，是一个伟大而庄严的斗争过程。我能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无尚光荣的。我一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②党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在党的利益面前，任何个人的私利应该无条件地、坚决地抛弃掉。③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是保证革命斗争胜利的需要，必须严格遵守，特别是在白区，更要严守秘密工作的纪律。

张大姐讲述以后，立即在纸上写了若干条誓言。我们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她念一句，我也跟着念一句。我们誓言的语句是很简练的，但它却包含着多么深刻而感人肺腑的内容啊!我们的声音很轻，但却是那么清晰、有力。我的入党宣 誓仪式前后大约一个小时，没有挂红旗，也没有挂毛泽东同志的照片(在当时秘密工作条件下是不允许的)，但对于我是终生难忘的!

记得1945年7月的一天下午，新建立的交大支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我家亭子间召开。在会上，张大姐宣布吴增亮同志为支部书记、沈讴同志为宣传委员，我这个刚满候补期的新党员担任了组织委员。当时交大地下党员有十余名(这是后来了解到的)。从此，新建立的交大支部就担负起整个交大学生运动的领导重任。

四、 发展党员，组织"天亮小组"，迎接抗战胜利

交大地下党支部的会议一般都是在我家亭子间里开的。记得有一次，张大姐来交大支部传达党的"七大"精神。那天她带来一本厚厚的西装书，在书背后的夹层里取出好几页纸，上面 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手抄稿，字迹像赤豆一般大小，写得端正清楚，排列整齐紧密。当时，我深感这手抄的几页纸，是长期地下秘密工作环境下锻炼出来的杰作，也足以体现出共产党人办事的认真精神。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手抄稿，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张大姐激动地边念稿边讲解。《论联合政府》的内容是那么丰富，讲得那么精辟。这是我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第一次听到来自延安的党中央的声音、毛泽东同志的声音。毛泽东同志最后号召："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对沦陷区，他号召"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 多么激动人心的战斗号召啊!

党中央号召上海地下党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而奋斗。遵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交大地下党支部在有党员的班级里发动积极分子组成"天亮小组"，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开展迎接抗战胜利的各种活动。当时在没有党 员的班级里，开展工作就很困难。在机械系，40级(比我高一班级)有一个党员；47级(我所在的班级)同学较多，而只有我一个党员；48 级同学更多，但党的力量是空白。经支部研究同意，在我所在的班级里，在近两年发现和培养积 极分子工作的基础上，先后个别发展丁、陶两同 学入党，并把本班级的工作以他俩为主去开展。我又千方百计去开辟低一级，即48级的工作。经过一个时期与该班级同学的广泛接触，发现一个姓朱的同学比较进步，通过组织对他的某些社会关系调查清楚后，便确定他为发展对象。经过几次谈话，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便发展他入党。这样，除45级即将毕业离校外，其余三个年级都有了地下党员。根据支部的意见，每个党员都把各自周围的积极分子组成"天亮小组"，着重讨论当前的形势，加强联系，增进友谊，为迎接抗战胜利做好思想上 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反法西斯战争首先在欧洲胜利结束。同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击我国东北地区，击溃日本关东军。8月10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命令侵华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集结、缴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副军长张云逸发布命令，任命刘长胜为上海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并到上海负责组织武装起义，准备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

交大地下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各班级由党员率领，以"天亮小组"为骨干，散发"延安总部命令"的传单，并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同学家里写标语、扎红花，做迎接新四军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敌伪统治下的交大学生和上海广大市民，听到日寇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的消息是多么振奋人心啊!我们地下党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听到新四军即将解放上海，格外高兴。大家多么渴望看到自己的部队，看到上海的解放啊!当时我们地下党员的心是火热的，但是，我们上述的一切活动仍然是在严格的秘密工作条件下进行的。

大约在8月下旬，交大地下党支部接到上级指示：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市委停止武装起义。经全面研究当时的国内国外形势，中共中央认为军事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决定改变行动方针，提出大城市党的工作要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中共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下达后，开始时，有 些党员和积极分子 的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但经过冷静的学习和思考，大家认识到党中央对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从准备武装起义转变到继续长期隐蔽，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斗争的战略决策是英明和正确的。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一件事往往从局部看来是可行的，但从全局来看是不可行的，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眼前的利益必须服从长远的利益，一切要从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处理问题， 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

五、 建立学生自治会及其党组，保证地下党对交大运动的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交大地下党的工作方式一般是以学业为中心，以班级为单位，采取分散的、小型的群众的教育和组织工作。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很少组织全校性的活动，因而也没有全校性的公开合法组织。

抗战胜利以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就是要与广大群众的切 身利益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开展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对交大在上海部分的学生来说，受国民党政府反动政策打击最大的就是：在上海的交大被宣称为"伪学校"，且要关闭；在校学生被诬蔑为"伪学生"，不承认学籍， 要进行"甄审"等等。于是全校性的"反甄审，要读书"的斗争就逐步开展起来。

为了开展 这场斗争的需要，由各班同学推选代表，组成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在当时被同学们推举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的有周寿昌、胡国鼎等几位代表。周寿昌家境清苦，靠助学金、奖学金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学习和生活。他是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交通大学化学系的，他在班里成绩出众，教授们也称他是优秀学生。在反甄审斗争中，他带领同学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大员多次谈判，不亢不卑，有理有节，深受同学钦佩。在斗争过程中，他经常在中华学艺社(当时的校址)旁边空地的土墩上向前来聚会的广大同学报告和当局交涉的情况，分析斗争的前景，动员大家团结起来，争取能无条件地回交大读书。同学们从他的言行中看到了希望，对他十分信任。周是很好的学生领袖人物，但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他对共产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还需要一个教育的过程。胡国鼎在反甄审斗争中也表现出了他的才能。他有政治头脑，能分析问题，说理也较清晰，在学生自治会骨干中有一定威信。他是物理系成绩优秀的学生，也是很好的学生领袖人物。胡的父亲是地下党员，临终时曾嘱咐他和他的兄弟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从事革命事业。他长期受父辈(包括他父亲的党内领导人沙文汉同志)的教育和熏陶较深，对党对中国革命有很好的认识，但是他当时不想参加党组织，而想做一个像鲁迅那样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支部慎重研究了这些情况后，确定在步骤上先发展胡，然后通过他去培养发展周寿昌以及其他学生自治会骨干。支部决定由吴增亮和我共同去做胡的工作，必要时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同他亲切交谈。这种发展党员的方式，在地下工作条件下，本来是不允许的，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方式。吴着重从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提高他的认识。我着重从自己怎样从有志于做一个同情于革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转变到抛弃科学救国的幻想，走彻底革命的路、参加党的切身体会，说明为什么必须参加党组织才能真正发挥个人的革命作用。我到他家里，和他亲切交谈，谈到深夜就睡在他家里(他住房较宽敞，条件较好)。吴同我经过几天与胡的深入交谈，最后胡决心参加地下党。过了一段时间，在胡的教育、引导下，发展了周寿昌、孙增闳等当时学生自治会的骨干入党。从此，交大上海部分，不仅有了全校性的公开合法的学生自治会组织，而且建立了学生自治会的党组，保证了交大地下党对学生自治会以及对全校性学生运动的有力领导。这对于"反甄审，要读书"斗争的胜利，发动群众积极参加一系列的和平民主运动，与重庆返校同学会师搞好团结，成立统一的交大学生自治会(包括原上海的和重庆返校的两部分)，保证党对日后交大学生运动的领导起了重大作用。

六、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

1946年9月，随着"反甄审，要读书"斗争的胜利，原雷士德工专和原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 部分合并到交大来，它们的党组织和党员也转入交大地下党总支，当时我是交大总支委员。1947年下半年，重庆交大支部也并入交大地下党组织，是年8月成立统一的交大总支部，当时我是国立大学区委委员兼交大总支书记。

1946年下半年，全面内战爆发。此后，一直到上 海解放前夕，斗争迂回曲折，持续不断。1947年1月，交大积极开展了"抗暴"运动(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暴行运动)，同年5月又发动了"护校"运动，并与全市和整个蒋管区学生一起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在1948年上半年，又掀起了"反美扶日"运动。

这一阶段，交大学生在校园里五斗反动政府上海市长吴国桢；在"护校"运动中，全校3000名学生基本都发动起来，自己开火车晋京请愿，迫使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深夜赶来真如谈判，基本接受交大学生提出的要求；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运动中，召开群众大会公审特务；在"反美扶日"运动中，有力地反击上海市长对交大学生自治会的"七质"、"八询"，并举行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反美扶日"公断会，缺席审判上 海市长。在运动中，不仅得到各兄弟学校的有力支持，而且能获得校方、教授会、家长、校友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交大是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反动派曾三次对交大进行大镇压、大逮捕，交大学生不仅没有被摧垮，相反，交大学生英勇顽强，机动灵活，前仆后继，巍然屹立，被誉为"民主堡垒"，成为第二条战线在上海学生界的一支骨干力量。

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党的英明领导，没有党的正确的策略原则，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解放后，我从党史资料中查到，自1947年5月5日到6月23日，中共中央为蒋管区爱国民主运动作过8个指示，其中有7个指示都是周恩来同志亲自为党 中央起草的。在此期间，中央收到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的请示报告电报就有4份。党中央对蒋管区爱国民主运动那么重视、那么关怀，指示的策略原则是那么正确、具体，现在读起来，倍感亲切。

交大的地下党员在群众心目中都是成绩优良，为人正直，热心公益，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们关心周围群众的学习、生活、思想、家庭，热情帮助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成为群众的知心朋友。他们了解群众，体贴群众，从群众的实际觉悟程度出发，做耐心、细致的引导工作。他们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真正取得群众的了解和信任。没有这些，在地下条件下，是不可能联系群众、领导群众前进的。

交大地下党通过组织各种社团，把广大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再通过他们去联系广大群众。社团中有以班级为单位的，如"电联社"、"兰蓓社"、38级的"天蓝社"、"三九社" 、"四零社"等；有以钻研理论，苦干实干为宗旨的"知行社"；有出壁报、办报刊、发表诗文、进行宣传报导的"今天社"、"创社"； 有旨在团结广大中间群众，组织多种集体活动的"青年会"等等。

交大地下党通过学生自治会对全校性运动进行公开领导。在学生自治会党员骨干中，作好一线、二线甚至三线的部署，二、三线党员平时埋头苦干具体工作，避免政治上的暴露，当一线骨干被迫离校时，二、三线的党员就立即顶上去，重新建立新的党组，继续保证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

到解放前夕，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的会员就有400多人，地下党员有180多人(撤退离校的和毕业的不包括在内)。

正因为交大地下党扎根于群众之中，有日常群众工作的坚实基础，又有一系列组织工作的保证，才使党的方针、任务和党的策略原则能够结合群众的实际，较好地得到贯彻。

七、 坚持黎明前的艰苦斗争，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5月下旬，交大特务逮捕了交大化学系毕业同学张良彩，随即又逮捕了与她同一党小组的3位交大机械系毕业的同学陶尧、陶龙、刘继明。陶尧是1945年7月由我介绍入党的，其余的3位都是毕业后由陶尧介绍入党的新党员，他们的组织关系都不在交大。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交大地下党总支的安全威胁是比较大的。根据地下党秘密工作的原则，组织上通知我要立即隐蔽起来，不准回家，不准住在学校助教宿舍里，不准去学校(当时我是交大机械系机械设计助教，协助沈三多教授负责批阅同学们的作业习题。在地下党内，我是国立大学区委委员，分工负责领导交大地下党总支)。这不能不对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被捕的四位同学有联系的交大地下党员也立即隐蔽起来，准备撤退到解放区去。

开始一二周，我只能到处"打游击"，轮流到有居住条件的地下党员家里去住。后来，我基本上固定在49级机械系地下党员洪遵珩家里住。我是他机械设计课的助教。同学们的制图作业由班长收集起来通过洪交给我，我批阅完了以后，通过洪交给班 长发还给同学。班长也是地下党员，我的行动，他们替我保密。我隐蔽起来不去学校，但仍能继续履行我的助教职责。在洪家，我的身份是洪的义务家庭教师。洪一家五口人，父母、小弟、小妹住在一、二层楼，三层阁空着堆放东西。我就住在这阁楼上，夏天既热又闷，但很安静。他的父母对我很好，经常要留我在他们家吃饭，但我以各种理由推辞，以免增加他们的麻烦。一般情况下，我买块山东大饼和一包花生米，边走边啃，到了开会地点，就已饱餐一顿了。这是最经济实惠的办法。有时在店铺里吃碗阳春面，或者牛肉汤阳春面，就感到滋味很鲜美，但往往吃不饱。那时，我很少到店铺里吃大米饭和炒菜。我虽隐蔽在洪家的三层阁里，但仍对万一敌人来搜捕，如何从三层阁的顶窗跳到屋顶上，然后避开敌人的搜捕作好具体的准备。在外出去参加地下党会议时，一路上都注意身后有没有可疑的人"盯梢"，往往走一段路向身后看一下，或者走一段路故意停下来看一下商店的橱窗，顺便用眼扫一下身后的情况。由于长期如此走路，养成了习惯，解放后好几年还改不过来。

有一次，国立大学区委书记费瑛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你想去解放区的话，组织上也是可以照顾的。"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说，我的爱人朱爱菊因为身份暴露，撤退到解放区去了，我现在又处在隐蔽的情况下，组织上可以照顾我也撤退到解放区去。当时我很激动地对她说：" 解放区当然是我向往的地方，但我现在不能离开交大，不能离开上海，我一定要参加解放上 海的最后的斗争。"我告诉她，在我与朱爱菊离别时，我曾对她讲过，我们要到革命胜利后才能会面。如果我在上海解放前牺牲了，你不要悲伤，当红旗在解放后的上海天空中飘扬的时候，你应该为红旗上染有我的一滴血而感到自豪。当时，我俩都激动得流下泪来。我内心很感谢党组织、感谢费瑛同志对我的关怀，但我当时确实感到，能坚守在教育我、锻炼我的交大斗争岗位上，为生我、养我的上海市的最后解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使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很值得的。

过了几个月，洪家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洪的母亲和小弟在回老家宁波的轮船上，因船祸而葬身海底了。全家万分悲痛。不久，他父亲又要筹办婚事，要利用三层阁了。我只得离开洪家，又开始了"游击"生活。

1949年2月，上海地下党为了迎接上海解放，重新按地区组织区委，国立大学区委撤消了。我担任徐家汇、常熟、龙华学校分区委书记，重点领导交大总支。那时，组织上告诉我，被逮捕的4位交大毕业同学已交保释放了，但仍要我坚持隐蔽的方针，不要住在家里和助教宿舍里，白天可以从交大旁门进入，但要提高警惕。

在临近上海解放的一个多月里，是上 海最黑暗、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发布了杀气腾腾的"十杀令 "、"连坐法"，经常查户口，突然封锁马路，抄身搜捕，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手下的特务到处捕人杀人，深夜警备车的尖叫声时有所闻，法西斯恐怖笼罩全市。我的"游击"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了，几乎很难找到比较安全的居住地方。4月上旬，上级党组织再次强调指出，敌人临近死亡，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迫害也必然更加疯狂，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准备应付敌人大逮捕。我与交大总支认真作了研究，分别三种不同情况作了具体安排：凡已暴露的学员和积极分子要离开学校隐蔽起来；凡还不太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白天可在学校坚持工作，但晚上不得住在学校或自己家中；凡尚未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可仍住在学校，但事先要准备好应急措施。记得4月25日傍晚，我去参加交大总支会议，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交大又作了具体部署。我是晚上10时离开学校的，翌日清晨我又骑自行车去交大时，只见反动军警已包围了交大校园，知道昨日深夜对交大的大逮捕开始了。我立即去找增亮同志，待反动军警撤离交大后，我们又同去交大找总支书记庄绪良了解情况，商讨具体对策。

敌人垂死前要镇压，要大逮捕，这对交大总支来说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对敌人当天下令限期三天内紧急疏散这一毒辣手段，却是出乎意料的。在这临近解放的最后时刻，交大地下党能不能继承多年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在敌人这最后的袭击下，继续坚持团结广大群众，发挥其堡垒作用，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最后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个极其严峻的考验。有些同学提出誓死保卫交大，不让军队驻校。这种同垂死的敌人去硬拚的想法，当然是不足取的。我们决定要避敌锋芒，保存力量，把主要力量转移到校外去，要尽快在校外建立党内的组织联系制度，通过党员联系"新青联"会员，再通过会员联系广大群众，把散布在上海市区的广大同学团结在交大地下党组织和"新青联"的周围，建立一个严密的联络网，在校外坚守岗位，保证一有指令，能迅速传达到全党、全体会员和广大群众中去。我们还讨论了发动被捕同学家长营救被捕同学，布置校工中的地下党员及少数骨干，利用校方合法地位作为留守人员，保护学校的图书、设备、仪器的问题等等。

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交大总支认真地、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了上级组织的决定。并且，根据上海地下党统一的部署，把全校的人民保安队、宣传队组织起来了，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5月26日清晨起来，我骑自行车到交大总支联络点里去。经过辣斐德路(后改称为建国路)，一路上看到众多的士兵很有秩序很有纪律地躺在人行道上睡觉，"啊!这不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么? 我们的队伍来了!上海解放了! "我高兴得叫了起来。我立即赶到交大总支联络点，原来，在5月25日深夜， 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从上海西面插入龙华镇、徐家汇区，驻在交大的敌军闻风逃窜。由于解放军进展神速，学校得以完整保存。那天上午，根据徐家汇区人民保安队的指令，交大总支领导的人民保安队、宣传队迅速整队上街，配合解放军进行维持社会治安等一系列的工作。交大校门口穿着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和佩戴着人民保安队臂章的交大同学并肩站岗，保护着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同学们接到通知后，陆续返回学校，两年来转移到解放区去的交大同学，这时都穿着军装回来了。分处在两条战线上的交大同学，在上海 解放后的第一天就在交大会师。激动而欢乐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5月28日，上海全部解放，"四·二六"大逮捕被抓的同学也一批批回校。他们有的是在解放军将要到达，敌人已下枪决令而来不及执行的情况下，从关押处逃出来的。大家在欢庆之余，发现穆汉祥、史霄雯两位同学没有回校，立即派人四处寻找，终于在普善山庄发现他们的遗体。全校师生员工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把两位烈士的遗体迎回学校，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后，安葬在交大体育馆的东南面。陈毅同志为烈士题了碑文。两位烈士在狱中表现得无比坚强，敌人用各种酷刑都不能使他们屈服。穆汉祥曾对难友们这样说："为了人民的解放，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吝啬自己的鲜血"，"我们虽然不能亲眼看到明天的新生活，但是却看到这所地狱的毁灭。我们死而无憾。"

八、 结束语

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使我们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们是幸存者，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能看到她在曲折中成长，在当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难道还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丢掉吗?

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整整有6年的时间，我都在交大。是交大给我以机械工程的基本理论知识，是交大这个斗争岗位，给我以教育和锻炼。不论是在历次学生运动的高潮时刻，或者在敌人进行镇压、大逮捕，白色恐怖笼罩着交大的日日夜夜，我都是与交大、与交大师生战斗在一起的。这6年不平凡的教学生活和共 同斗争的生活，使我与交大、与交大师生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已经不是一般的情谊，而是同整个交大的斗争，同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