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与交通大学

唐孝端

先祖父唐文治是一位知名学者和爱国教育家。他进士出身，早年为宦，40岁上官至清政府农工商部尚书(相当于部长)。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现实，先祖父坐卧不宁。他曾有机会赴英、美、法、日国考察，深感“教育为立国之本”，“人才者，国家之命根也；学堂者，人才之命根也。”1906年他坚决辞去官职，于次年到上海出任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即校长)。当时 这是 个不大的学校，1905年以前称南洋公学，学生仅有200余人。原任监督经常不到校，校务废弛。先祖父就职后，锐意整顿改革，使学校事业得以蓬勃发展，终于成为驰誉海内的工科大学，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之先河。这里仅介绍笔者所了解的一些情况，作为对交通大学建校10 0周年的纪念。

一、 增设学科，完成向工科的转变

先祖父到职后，即确定了创办工科大学的目标(学校前为商科)，为此，亲赴北京交涉经费。第一个重大步骤，是把铁道工程班改为铁路工程专科，学制三年，这是交大历史上所设置的 第一个工程专科。第二年增设电机专科，第三年增设商船驾驶科。这样，原以商务为主的实业学堂，初步改变成了研习工程技术的高等学府。1909年又设置路、电和航海专科。本世纪初，先祖父曾两次出洋，到英、法、美、日、比等国考察，行程八万里。他对各国的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深感兴趣，考察甚详。他意识到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就必须借鉴 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当听说美国各大学章程可免费索取，先祖父立即致函出使美国之清廷大臣，请他索取美国各大学的章程，共得98份。他参考国外的教育经验、办学章程，于1913 年改革了课程设置，同时又增加了多门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对土木和电气机械科的课程作 了改革，改革后土木科增加了10门，电气机械科增加了9门。又如铁路专科开设课程18门，均与工科大学所开设的课程相等，使学生读完后实际水平达到工程大学生的程度。1917年 底，鉴于我国铁路运输有了发展，而管理人员奇缺，铁路运输混乱，于是在1918年，学校正式 成立了铁路管理科，各科的学制也由三年改为四年。历时十多年的努力，学校的规模有了扩 大，教学水平得到提高，一所学科比较齐全的正规的工科大学在上海诞生了，这是我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理工科大学。先祖父一生最欣慰的，莫过于此。实践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对于工科尤其重要。先祖父接任监督后的第二年，就向邮传部提出要求增加经费，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设备问题。尽管多次遇到经费困难，但在先祖父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下，先后建成铁道测量仪器室、金工厂、电机实验室、木工厂、材料试验室，扩充了化学和物理实验 室，使学生在校内的实验和实习有了保证。1909年，铁路专科学生即开始了实地铺轨测量的校外实习。

二、 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探索办学路子

清末民初我国高等教育尚处于草创阶段，师资尤感匮乏。先祖父在师资开发上大刀阔斧，用引进来、派出去的办法促进学校的发展。据统计，1908—1920年间学校聘请的外籍教师占全校教师的半数，不少都是当时名闻中外的专家学者。如当时土木工程专科、电机工程科科长谢尔顿(S.R.Sheldon)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电机工程科科长，受聘到校后，就学校专业规模、学制和课程设置向先祖父提出很多好建议，凡有利于人才培养的，均为先祖父采纳。谢尔顿对教学工作也认真负责，甚至对科内中、外教师编写的教材均一一审阅修改，使之完善。教师中一部分是我国早期的留学生，如本校毕业生凌鸿勋，赴美留学归来后任教授，后来又任校长。学校的庶务长、英语科都是赴美留学生。商业驾驶科长由一位在英国留学的毕业生担任。

学校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购来成套教科书，要求培养的人才达到美国本科大学毕业生水平。

在先祖父的主持下，学校从学制、课程设置、师资到教学各环节，均以西方现代高等教育为依据，以美国同类大学课程设置为蓝本，结合实际加以改革与创建。当时教育部规定，以六年学制达到工科大学毕业生的水平，而交大仅用四年时间达到，为我 国建立高等工科教育的体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1913年袁世凯执政，农商总长张骞曾邀请 先祖父到政府任职，先祖父谢绝，仍在交大办学。他致力于教育事业，终身不渝。

三、 输送良才出国深造

为了培养人才，先祖父任实业学校监督的当年，即派送商科6位毕业生出国学习，为建立铁路工程科储备人才。铁路工程科第一届毕业生5名，派出赴美深造者有4名。此后历届各专科毕业生中，先祖父均挑选优秀者出国留学。如1914年土木工程科毕业生6人，先祖父从交通部争取到官费留美学生两个名额。1916年清华庚款共招公费留美学生10名，本校学生中榜5名。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如持有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大前身)的毕业证书，就可同美国大学生一样享受直接投考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待遇。有不少学生毕业后即考入美、英、日等国大学深造。

四、 注重道德教育，加强体育，促进人才全面成长

先祖父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勤俭和气节。他曾在学校礼堂悬挂联幅，上书：“好学近乎智 ，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所存者仁，所过者化”，作为学生砥励德行的座右铭。先祖父谆谆告诫学生：“人生惟有廉洁重，世界须凭气骨撑”。他创作的校歌中有“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等句 。他要求学生养成俭朴的生活作风和朴实的学风，谨守“勤俭敬信”四个字。先祖父生活简朴 ，穿布衣，着布鞋，与学生同桌用膳。在他的感染下，“求实学，务实业”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大家从清末“诱之以虚荣”的学堂禁锢中解脱出来，为振兴中华而发奋学习。先祖父德智体并重，极其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主张“各种有益之运动均须鼓励”。他既重视西方 传入的田径、足球、篮球等运动，也重视我国传统的健身项目。他亲自主管体育，竭力提倡武术运动，聘请精于武术者到校任教，后来又把武术列入正课。当时学习武术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的技击水平令人赞叹，“可以沪上驰名之精武体育会及体育学校相颉颃。”当时附中各年级学生都要学习严格的军事体操。

他为学校陆续请到数位外国体育教员。学校成立了体育会，下设武术、田径、足球、篮球、游泳等部，各部都组织了运动队。学生体育锻炼时，他常临场观看。辛亥革命后，还倡导了晨操和强迫运动，做到普及和提高并举，使学生的体魄受到良好的锻炼，交大学生李六星和张信孚分别在第二、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上获十项运动第二和高栏第二，为祖国争光。从1914 年至1919年六大学(南京的金陵、苏州的东吴、杭州的之江、上海的圣约翰、沪江和本校)的 六次足球联赛中，本校四次夺标。

先祖父规定参赛前一周，运动员集中就寝，以保证休息 ，加强营养。大决赛前夕先祖父亲临运动队鼓气，并商讨对策；比赛时他到场助战。如获胜而归，在大礼堂集会庆贺，先祖父亲临讲话慰劳。如遇失败，他则给予勉慰。

当时，江南大学中，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运动成绩一般高于中国人办的大学。在公立学校中能与教会大学相抗衡的唯有交大。先祖父关心学生与教会大学的运动比赛，既为学生增强体质，也有为国争荣之意。1914年至19 16年，学校三次蝉联六大学足球联赛的冠军，但在第四次比赛时却受挫于圣约翰大学。先祖父与队员们一起痛哭一场，鼓励队员在下一届联赛中誓夺冠军。全体队员在为国争荣信念的鼓舞下，在校长和全体师生的关怀下，发奋苦练，第二年再一次夺得六大学联赛的桂冠。 当年的校友认为，先祖父的精神实际上培养了同学们有敌无我，有胜无败的战斗意志。后来先祖父双目即将失明，不能亲眼观看学生球赛，他总在看台上坐镇，由一位陪同人员向他解说球场上的情况，听到好球就高兴地鼓掌

五、 保存国粹，重视国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先祖父在办学中除重视加强学生的科技、外文学习外，还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祖国语文水平。他在接任监督的第二年(1908年)，就设立国文科，同时成立国文研究大会。他亲自主持一年一度的国文研究大会(作文比赛)，还定期举办演讲比赛，以推动学生的语文学习。比赛给奖的经费，都由他私人支出。每星期日上午，开设国文补习课，先祖父亲自授课，从不间断。他上课时极注重课堂效果，经常一字不差地背诵课文和注解。讲课内容有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提倡经书中爱国主义的精神。他边读边讲，声若洪钟，韵 味淳厚，被社会上誉为“唐调”。1934年上海华东电气公司录制先祖父的读文唱片一套，一 时流传甚广。他为学生编了一批国学教材，如《曾子大义》二卷、《国文阴阳柔大义》八卷、《论语大义》二十卷、《孟子大义》七卷等，还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之用 。交大毕业生为国内外人士所称道，“文理相通”是因素之一。先祖父任职时，造就出大批 卓越的科技人才，也培养了社会科学方面的著名人士，如邹韬奋、朱东润等。邹韬奋回忆说，他在文学方面的特长，就是这时期打下的基础。

六、 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楷模

辛亥革命期间，学校经费中断。当时上海不少公立学校因经费困难而停课停办。先祖父团结全校师生，艰苦奋斗，维持上课。当时教职员工每年减薪两个月，先祖父带头减薪一半。同时，他四出奔走，向各方求援，使学校终于度过了难关，未停一日课。1913年，经费情况有所好转，教职员工的薪水恢复正常。交通部来文指示校长的薪水也按原薪发给，先祖父却坚持 “方今国家财力艰窘，规定本校校长薪水仍按半数支给。”

为了建设一所规模、馆藏、设备都能与近代理工科技术大学相适应的图书馆，先祖父发起向各方募款。他自己首先捐出一千银元。募捐活动进行了一个多月，募款五万多元。从发起募捐到图书馆建成只用了三年时间。

先祖父和悦近人，热爱学生，经常深入学生宿舍、课堂，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与学生同桌用膳。他还支持学生课余开展音乐、美术和戏剧等文艺活动，使学生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甚至在1918 年后目疾日甚的情况下，接触学生仍不间断。他全心全意办好学校的献身精神，他刻苦躬行 的实干精神，如春风化雨，长存于师生心间。

1920年冬，先祖父因目疾加深而力辞校长职务。他先后十次辞职，请留者相属于道，但他坚持离去了。回无锡后不久即创办国学专修馆，以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抗日战争爆发后，京沪一带岌岌可危。先祖父以74高龄于1938年 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到桂林。不久他因病回沪，在租界设立国专分校。1941年他应聘到交通大学每周一次作演讲，交大印成演讲集四卷。

日寇占领“租界”后，魔掌伸向文化教育 。敌伪胁迫先祖父出任交通大学伪董事长，许以重酬。当时先祖父虽无固定收入，生活困难，但他大义凛然，坚决拒绝。

1947—1948年蒋家王朝面临崩溃，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学 生运动，先祖父忧心如焚。交大进步学生被捕，先祖父和交大另一位老校长张元济先生联名发表《致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公开信》，揭露反动当局************运动的罪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