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维裕先生与交通大学

赵富鑫 吴 寿

裘维裕，字次丰，1891年生于江苏无锡，1916年毕业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当时的名称)电机系。旋以优秀成绩考取庚款留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电机科硕士学位。1919年在该校研究院工作一年，后转到纽约爱迪生电厂工作。1923年回国，任交通部南洋 大学(1927年后又改称交通大学)电机系教授，讲授《直流电机》课程。1924年即因积极从事 教学改革而转教物理学，直到1950年因脑溢血逝世。

在20多年的岁月中，他为交通大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教学改革和理学院、物理学系的建设中，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其中许多人至今仍在科学、技术、教学或管理 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20年代以前，国内只有几所工科大学，其中以南洋大学和北洋大学历史最为悠久。我国程界的不少老前辈，都是由这两个学校培养的。当时，学校的教授不少是从欧美各国聘请的外籍专家，但是总的说来，学校对数、理、化等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基础课教学还缺乏必要的重视，数学、物理、化学都只是安排一年课程。南洋、北洋以及稍后成立的清华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所聘基础课教授的水平及教学质量也并不都能令人满意，这样，就必然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有鉴于此，从20年代初开始，交通大学决定对这些基础课程进行教学改革，裘维裕和周铭等先生，正是这一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参考麻省理工学院等学校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基 础课程作了重大调整，把数、理、化三门课都定为两学年的课程，并将物理学的课堂讲授和实验分别设课，讲课共4学期，每周4节，实验也是4学期，每周3节，共排出了60个实验。各系科都相同。这在当时国内是仅有的。鉴于交大当时从事基础科学的师资薄弱，本国教师胜 任的更少，他们两位都改行从事物理教学，裘先生主持一、二年级全部物理讲课。一年级讲授力学、物性学和热学，二年级讲电学、光学。开始时原子物理学内容还很少，30年代以后才逐步增加，后来还单独由许国保先生开设近代物理课程。自裘先生取代外国教授担任交通大学的物理讲课后；不再采用美国教材(DUFF物理学)，而是自编英文讲授纲要，每年油印发给学生。这份纲要字数不多，学生听课时仍须笔记，但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密切结合工程实 际，包括了一个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应当掌握的各方面的物理知识，以及有关的测量测试方法和技术，每年都不断有所修改和更新。这份纲要在当时条件下从未正式出版过，但在国内 却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一些老同志手中，至今还存有这份纲要。

裘维裕教授一直担任讲课并指导实验。他重视教学方法，讲课内容虽多，听课者不感到困难。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决不容许草率马虎，必要时还要进行严厉批评，同时又耐心指导 、关心备至。当时交大的物理课被一些学生誉为“霸王课”，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往往多年不忘，普遍反映从裘先生的教导中得益匪浅。1940届交大机械工程学院毕业生傅景常同志在80 年代中所写《怀念裘维裕先生》就是一例：

鹤发童颜潇洒姿，今我何处觅良师?

长江滚滚流不尽，此是我师授课时。

——裘师授我物理学，口若悬河。

不久仙逝，至今悼念不止。

裘老不仅本人终身从事物理教学，直接教诲了许多青年，而且在其主持的教学工作中，还培养了不少有较高教学质量的中青年教授，如赵富鑫、沈德滋、许国保、任有恒等；不仅为当年交通大学的物理教学建立了水平较高的教师骨干队伍，改变了依靠外籍教师的局面，而且通过这些教师的继续努力，进一步建立和扩大了物理师资队伍，对解放以后理工科高等学校的巨大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旧中国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内忧外患不断，经济凋零，民不聊生，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本谈不上。裘老也和我国许多老科学家一样，回国后就很难再从事当时科学前沿的探索工作。他对祖国科学事业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对于新中国来说，这是一笔无可估量的宝贵财富。

裘维裕教授长期致力于教学与科研的组织领导工作，1924年即作为交通大学教务会议成员，积极推动基础课程的改革。1926年，交通大学为研究高深学术、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实验而设立工业研究所，所内主持试验研究工作的就是化学教授徐名材及裘先生。1928年秋建立交通大学物理系，裘先生担任系主任，直到1948年才辞去此职。在裘先生和周铭、胡刚复、赵富鑫、许国保、周同庆、黄席棠、殷大钧等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十余年中，交通大学物理系为各校输送了一批较强的师资，并且培养了百余名物理学者，不少人在建国后担任各高校或科研单位的重要领导工作，或在教学、科研工作岗位上作出较大贡献。如华中一、邬学文、吴百诗、蔡建华、陶正耀、杨恒彩等。在院系调整中，还为复旦大学物理系等提供了不少师资和设备。

在基础课改革的基础上，交通大学于1930年9月11日正式成立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科学学院(1937年9月9日宣布改称理学院)，裘维裕教授长期担任院长职务。在 这以前，交大以工科为主，在当时的南中国，是有名的“工程师的摇篮”。但相对来说，对理科的建设重视不够，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工科的更好发展。从30年代开始，交大在继续发展工科的同时，要求加速建设理科，积极扩充管理科。裘先生积极推动和主持科学学院的工作，正是为了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的互相提携，理科与工科“通力合作”。裘先生还特别 强调重视对 学生进行科学思想的训练。1933年2月，他在《交大季刊》第10期发表《科学思想的训练，应是大学的一种使命》。文中指出：“大学的使命，并不是教授学生一种吃饭的本领，或者 解决学生的出路问题，大学的使命，是要养成学生一种健全的人格，训练一种相当的科学思想，有了这种训练，毕业以后，无论什么工作，就都可以担负，都可以胜任”。他指出：“ 大学里所读的各种科学，是给学生一种科学思想的训练”，“大学重要的使命，是给学生一 种科学思想的训练，并不是灌输给他们一种职业上的知识”。否则，将会是“舍本逐末，断 然不能希望有良好的结果”。针对当时“学生大半的时间，是用在记忆别人的结果和学习运 用这种结果的方法，只有很少时间，学生用自己的能力来思想和判断”的实际情况，裘先生 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科学学院各系在他主持下，都比较重视引导学 生进行自由研究。物理系开设了“实验研究”、“问题讨论”等研究课程，还设置“科学思 想史”、“近代物理导引”等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课程，使学生开阔眼界，活跃思想，掌握独 立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有关规律，发展青年学生的创造能力。这样的教育思想，在旧中国的条件下能够提出来，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日，仍不乏可供借鉴和 继承之处。

由于交大历史上是以工科为主的，主客观条件都决定了在建立理科系时，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应当充分体现“理工结合”、“理工并举”的特色。在课程设置上 ，除一般理科课程外，还开设了一些工科课程，如制图、电工、工厂实习等，以指导学生运 用理科知识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在整个教学和科研中都比较重视结合工程实际。这种培养方法是裘先生和周铭教授等参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培养方法，结合当时中国国 情制定的。在他们的努力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不仅开出了所有课程，而且当时价值几十万元的实验设备也按计划添置完成，这在当时全国著名大学中是居于前列的。这些成就，加上他们在教学工作中积极树立严格的科学精神，培养学生优良严谨的学风，就逐步形成了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传统，使交通大学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的大学之一。裘维裕教授在这一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值得我们永久纪念。可惜的是，随之而来的日寇全面侵华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而造成长期的不稳定，后来交大理科，包括物理系，除教师队伍有所补充外，实验设备增加和更新不多。尽管如此，在许多像裘先生这样的正直的爱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理工并举的办学精神和交大办学传统一直坚持下来，直到新中国的诞生。

除积极参加理学院与物理系的建设以外，裘维裕教授还付出了巨大精力从事交通大学各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例如从1934年7月到1935年7月，他兼任交通大学教务长。1936年，他同时担任学校课程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图书委员会、设备委员会、法规委员会、招生委员会、暑校委员会、奖励委员会、设置委员会等常设委员会委员及考试委员会的主席。由此可想见裘先生当时诸事丛集，忘我工作的情况了。

裘先生还特别注意“训练人才与阐扬学术并重”，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1935年4月，在他主持下创办了学术刊物《科学通讯》。他在《发刊大意》中指出：“本刊宗旨约有四端：一、以备中学教员之顾问；二、以资大学学生之参考；三、以助无师自修者之研究；四、则本校校友散处各地，借兹一编可相切磋此尤本刊目的之所在，通讯二字所由起。 ”不久，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1936年4月，交大学生成立国防科学研究会，裘先生又应聘担任指导。

抗日战争爆发，因国民党政府阻碍，使交大大部分人员未能及时内迁，裘先生等在校舍被侵占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法租界坚持办学。1942年8月，汪伪政权强行接收交大，裘先生当时虽然经济条件十分拮据，仍断然离校，誓不与汪伪合作。后来，吴有训同志在《悼裘维裕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时，赞扬先生为“高风亮节”。而当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裘先生又挺身而出，首先赶到学校，保护及协助接收残存的仪器设备，使之不再遭受损失。在他的带动下，在上海的交大师生员工纷纷回校投入各项工作。结果，仅仅经过两个月，就因陋就简地复课了。抗战胜利后，裘先生仍担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并被选举为教授会理事。虽然健康状况下降，常苦于高血压，但仍坚持上课，并努力为上海各 中学开设物理实验而不断努力。1948年，因工作需要，曾一度兼任化学系主任，而先后辞去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职务。这一阶段，他还和钟兆琳教授等一起利用业余时间，主编了《电工技术丛书》第一辑，在当时由于抗战而使技术交流中断甚久的情况下，成为电工界人士很欢迎的读物。

裘维裕先生在中国电机工程界、物理学界朋友很多，在科技界人士中有广泛的交往。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中国物理学会上海分会、中国电机工程师等会上海分会的理事。自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成立起，裘先生一直担任理事长，直到因高血压休养为止。他在这几个科学团体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裘先生也和很多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 ，在解放以前不可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爱国者，热烈欢迎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春，在上海解放的前夜，他与上海科技界吴有训、侯德榜、茅以升、吴觉农、吴学周、张孟闻等筹组上海科学团体联合会，宗旨是团结组织上海科技人员，集中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并作解放后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