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的最后一课

马鼎璋

我这一生的工作,始终是在交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作政治课教师。50年代,形容大学生生活单调称为“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那么,我的生活就更简单:备课——上课、宿舍——课 堂,囿于校园内,不接触社会。历次政治运动也只是有惊无险,一切似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喜、怒、哀、乐之事也都有过,但都普通平常。所以当本书编者来组稿时,我实感意外,十分为难。虽然我也曾有过奋斗和激情,但都是关于理论方面的见解,虽也有曲折,有戏剧性,但都是在脑海中,无物无景,不合本书口径。只得一遍遍地回忆此生,左思右想,突然想起一件事,小而不大,短而不长,并且有物有景,即我退休前的最后一课。

1979年,我担任社科系硕士研究生的哲学课。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个人崇拜”的教条主义,解放了思想,我就可以结合自己的经验,真正地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学生都兴奋地反映受到很大启发、震撼,课堂气氛专注、兴趣浓厚。能有这样的回报,我也很满足了。

由于与学生关系较为融洽,在退休前那一学期将结束时,我借用“最后一课”这一典故,告诉学生我将退休了。哲学课的最后一课,我总是作为全课程内容的总结、概括、升华,不再讲解概念、原理,不需要黑板,而可以像演讲那样,潇洒自由,随收随放,忽高忽低,有起有伏,尽情倾诉,一气呵成。经过一学期的熏陶、提高,学生们也不再像开始听我讲课时那样,由于思路跟不上而感到吃力,而已习惯于我的思想了,并且内容也都是已学过的,所以这堂课都能跟上我的讲课。我明显地感觉到全班学生的思维已与我融合,随着我在哲学的乐园中奔腾、飞翔,享受着自由思维的喜悦,体验着人性的高贵。我也愈讲愈投入,兴奋地陶醉了。

讲课结束后,学生们起立鼓掌,我也只是一般地鞠躬致谢,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历届都是如此。接着班长出来作了简短的致词后,突然地抬出了一个玻璃镜框,上面写了全班研究生的姓名,送给我作为纪念。教书40年从未遇过如此情景,但我当时还沉醉于刚才讲课时的意境中,没有反应过来,所以也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感觉。由于镜框较大,我自己无法抱走,就由二位同学一左一右地抬着,我随在后面,一路说说笑笑地回家。镜框上还用红色写着“哲学导师”四个字,这样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后来想起来不禁脸红心跳,但我当时仍陶醉于讲课的情绪中,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些。幸好当时不是下课时间,校园内路上很少行人,没有遇到一个熟人,未酿成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