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承宗
一、 坎坷归程
我已跨入古稀之年,其中四分之一的年华是在国外度过的。
我的父母原是农民出身,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经过艰苦奋斗,才有了一个小康之家。他们的乡土观念很强,总是教育子女不要忘本,要我们接受华语教育。因此,我的中、小学都是在华侨办的华语为主的学校里度过的。我的母校缅甸华侨中学是一所爱国进步的学府,我们的老师有不少是祖国名牌大学毕业的,他们经常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总是鼓励我们中学毕业后要回到祖国深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东三省,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后来常听到大人们传颂马占山将军奋起抗日的故事。紧接着,1932年1月28日,日寇又侵犯上海,驻沪的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英勇抗日,揭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海外广大华侨也都起来谴责和声讨日寇的罪行,并采取实际行动支援祖国军民的抗日战斗。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侨胞们组织起来抵制日货,他们在各商店中盘点日货,禁止销售。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尤其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之后,缅甸华侨青年最先组织起来,谴责和声讨日寇的侵华罪行,声援英勇奋战的抗日战士。我的母校华侨中学学生自治会于1937年7月17日最先发起捐款, 支援卢沟桥抗日战士。我们全校学生掀起了学唱抗日革命歌曲活动,然后走上街头演唱。我们按班级组成若干小组,背上小木箱到华侨居住区,走街串巷,到各户人家演唱抗日革命歌曲,进行募捐活动。当时我们常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卢沟桥》、《心头恨》、《歌八百壮士》、《松花江上》、《保家乡》、《全国总动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我们那充满激情的歌声感动了侨胞,他们都慷慨解囊,支援祖国的抗日官兵。为了抗日救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已成为爱国侨胞的实际行动。有的青年还组织义勇工程队和华侨救护队回到祖国,直接参加抗日队伍。
1940年2月12日,爱国华侨的领袖陈嘉庚先生组团从新加坡回祖国考察途经仰光时,各界华侨在缅甸华侨中学集会欢迎陈先生;同年12月陈先生返程途经仰光时,广大侨胞也举行大会欢迎陈先生。当时我是华侨中学铜乐队队长,在教练带领下参加了这两次大会。从陈先生的考察报告中,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报告中陈先生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并指出真正抗日的队伍是八路军。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集团严重贪污腐败的罪行,赞扬了解放区首长的廉洁作风,官兵平等团结一致的新气象。该考察团刚到延安时,亲眼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和战士们在打篮球。首长的衣服和战士穿的完全一样,生活非常朴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名字,对英勇抗日救国的解放区军民产生了敬仰之情。
我们侨胞迫切希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这样我们的腰杆子才能挺直起来。当时祖国还很虚弱,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她在国外的侨民就要受到歧视甚至侮辱。诸如“中国人是狗”的侮辱性言语我是亲耳听到过的。因此,我的心目中早已蕴藏着要回祖国深造,参加祖国的建设,使其强盛起来的愿望。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偷袭珍珠港,随即南侵东南亚,战火已燃烧到缅甸。这时我说服了家长,让我回祖国去。于是我和一个同学就启程回国了。
当时通往祖国的唯一途径就是滇缅公路。我们从卑谬乘船沿伊洛瓦底江上游到曼德勒,再坐火车北上腊戍。由腊戍搭乘西南运输公司的货车经畹町进入祖国边境,沿着横断山脉直达昆明。前后跋涉数千公里,历时约半个月。这是我初次远离家庭,一路上心情特别惆怅,盼望着早日和家人在祖国团聚。另一方面,我也憧憬着祖国的未来,希望完成学业后为国效劳。
我算是比较顺利回到祖国的。比我晚二三个月逃难回国的大批爱国侨胞,却遭遇到非常不幸的下场。当时日寇已侵入缅甸,并沿着滇缅公路入侵云南境内。侨胞们在前面逃难,日寇紧跟在后面追赶,加上敌机沿公路扫射和轰炸,致使许许多多侨胞惨遭杀害。还有一大批侨胞因无交通工具,被迫走山路,有许多妇幼和老弱病残者走不动而饿死在途中。我的爱人一家六口 ,在逃难过程中就牺牲了三口。这些都是日寇欠下的血债,我们永远忘不了。
二、 艰辛求学
到了昆明不久,我就在西南联大先修班学习约三个月。抗战时期大学生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我住的宿舍是一间简陋的长方形平房,靠墙两边排满上下双人床,约有20个铺位。吃的是红米饭,还夹有沙粒,八人一桌,平时只有一盆素菜,一个星期打一次牙祭。那时我身边还有一些从家里带来的钱,就在学校附近的小食摊吃些零食,以补充营养。战时逃警报是常事,我们常躲到学校后边的小山丘上。记得1944年2月5日,警报长时间不能除。事后我才知道,那天敌机到保山大轰炸。那里有一所国立华侨中学,收容逃难的侨生和难侨。有许多侨生和侨胞被炸死,遍地是尸体,惨不忍睹。这是日寇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后来,我的堂兄也逃难到昆明。他告诉我,我的家属已逃不出来了。这事使我非常伤心,而且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经常影响我的情绪。我随即跟堂兄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到达福建长汀,后期我身边的钱已基本用完,家里又无法接济,靠的主要是微薄的助学金。一次,敌机的炸弹就落在我们的宿舍后边的水池里,我当时躲避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被一块掉下来的大土块压伤了大腿。加上思念家人心切,学习上又不大适应,因此我就中断了学习,到闽南的中学里教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本来有一次机会可以乘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轮船到缅甸去和家人团聚,但是又考虑到回祖国深造的目标尚未达到,就没有去。中断学习三年后,我于1947年到了上海暨南大学继续学习,解放后经院系调整,又转到交通大学学习。
在解放战争期间,有机会和进步的同事和同学联系,他们介绍我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刊,而且亲眼看到国民党军警和特务迫害学生运动的罪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认识到必须推翻“三座大山”的道理。于是我在暨南大学期间,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革命外围组织,和同学们一道与反动派进行斗争。1947年,我们曾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当时米价已高涨到伪法币30万元一担,但大学生公费却只有伪法币5万元,每天菜金合伪法币750元,只够买两根油条。1948年上海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当天一早,反动派就调动了一大批军警,把交大、复旦、同济等大专院校团团包围,学生和军警开展了英勇机智的斗争。1949年初,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利用伪行政 院发给疏散人员“应变费”的机会,发动群众向所在单位提出发给“应变费”的要求。我当时是暨大华侨同学会会长,和理事们一道向校长(特务头子)交涉要求发给华侨同学“应变费”。我们通过“应变费”的斗争,既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也教育和发动了群众,为进行护校斗争 做了组织准备。
三、 痴心不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终于被推翻,人民翻身解放了。我作为归侨的一分子,也满腔热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去。从参加革命到离休的四十多年来,我完全服从组织的调动,前后更换了十几个工作岗位,而且大部分工作和我所学的专业并不结合,都是边干边学。
在五六十年代我曾先后在三个系办公室工作。系办任务是比较繁重的。当时系办工作人员少,但任务完成得较好。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党的教育下,为教学服务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大家团结一致,勤勤恳恳努力工作。
到“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时,我转为从事外语教学工作。我对学生严格要求,认真批改作业;注意教书育人,结合形势和个人经历,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勉励他们勤奋学习。我主编了动力、化工类专业英语教材,填补了本校正式出版的专业英语教材的空白。
从1959年我校成立归侨小组到后来建立归国华侨联合会,组织上要我负责这项工作前后达35年之久。侨联是党领导下的由归侨、侨眷组成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我和其他委员为团结和联系本校归侨、侨眷,共同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尽到了一点微薄之力。
“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党中央对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历来所作出的贡献的高度评价, 现已写入中国侨联章程之中。我对此感到极大的鼓舞,同时也感到莫大的鞭策。正是爱国主义促使我们为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也正是爱国主义促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坚定信心,勇往直前。因此我们归侨、侨眷都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传统,把爱国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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