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召生
1995年是我从交通大学毕业的50周年。回忆读大学的四年过程,由于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先后游读过上海、贵州及重庆三地的交大。
一、 珍珠港的炮声,我被轰出上海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上海形成所谓“孤岛”,我于1941年有幸考进交通大学,母校校址为日倭同文书院霸占,我们一、二年级局限于震旦大学四层楼上课。听课不足4个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向英美宣战。与此同时,也向黄浦江上的美英军舰攻击,美舰挂“白旗 ”,英舰自沉。从此“孤岛”的状态也不复存在。
当天,我们原定考投影几何,同学均照常到校。教授到后,宣称免考,便各自尽快回家。又过一个多月,交大前途无确切信息。而问题的实质是南京汪伪政府的接管势所必然。交往较多的原省上中同学,多倾向流亡内地,早走为妙。严德荣、裘纯坚与我三人便相约同行,并于1942年3月14日离沪。
我们选择了一条较为安全的偷渡封锁线的路线,需绕道苏皖,翻越千秋关,步入浙江省境,计徒步250多公里,止于桐庐。而后改乘木舟,昼夜航行于风景秀丽的富春江上到兰溪,换坐火车于3月29日安抵金华,投宿于上海流亡学生招待所,并免费供餐。虽然吃住不发愁,接下去怎么办? 众多同学心中无底。
未满三天,交大校友会委托三位老校友赵曾钰、胡瑞祥电信特派员及浙赣铁路局局长金士宣,约见到达金华的交大师生。对我们表示慰勉,以后,宣告由交通、教育两部商定,交大正式迁校重庆,校址设在九龙坡,已开始新建校舍。继而再称:已拨出经费,资助现到金华的交大师生车旅费,直赴重庆交大继续任教或续学,但也可以转学贵州平越唐山交大。请同学们考虑择一定向,然后结伴成行。这对我们当时处境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几经商讨,我与秦同洛、高恩溥、倪荣富四人决定去平越。因唐山交大4月份才开学,利于及时跟班。另有吴清友教授夫妇及严德荣等三位同学直赴重庆。师生共九人伴行,首批离开金华。我们清明上火车,享受免票,金士宣局长亲临送行,感激至深。次日车抵终点鹰潭,身为车务段长的交大校友,已迎候站台,亲送我们到住处,热情地妥善安排,毫无人地生疏之感,印象极深。
鹰潭以后,是相当长的汽车路程,段长又亲送我们登车,经南城、南丰到宁都住宿,继而赣州过夜,再行过大庚直达广东韶关。赴校友会联系,已早有准备,专为我们加挂特卧,直送衡阳。转湘桂线,到桂林休整三天。胡瑞祥老校友专来住处促膝谈心,再度关怀我们。离开桂林,火车仅通到河池,仍在广西境内。此后又是汽车,而且仅能搭卡车,与司机直接“交易”,由其自行定价,统称“黄鱼”。我们九人继续同行,上卡车自寻位置,随遇而坐。当夜停独山,翌日过都匀,中途马家坪下车,我们四人与吴教授等五个分手。再步行10公里抵达平越。
由于学校宿舍告满,校外自租住房,我与秦同洛(苏州人)同住约7平方米的小屋,仅可放两小床夹一小油灯台,且与猪舍为邻,学习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刚上课一周,随到入学, 相当顺心。校舍虽然简陋,而校长为国际知名学者专家茅以升教授,他既主持校务,有时还讲学 ,深入浅出,真是名不虚传。各系科不论是专业课或基础课,均由知名教授执教,学风传统深为敬佩。
1942年夏,获知重庆交大航空工程系创立,开二年级班,招收转系生。我与高恩溥、倪荣富申请转学,幸蒙批准,并汇来车旅费,并为唐山交大校部放行。我们三人便又走上“征程”。先到贵阳,又得校友会的照顾,可免费搭乘资源委员会的便车,预办登记, 翌日登车。我们由于误点而顺延一天。再次赴上车地点,得知所误之车,昨日翻入山谷而彼此称幸。车出贵阳,过息烽、宿遵义。次日再行车,多为爬山陡坡,且时有急弯,长时间处于惊险之中。尚未爬到娄山关顶便抛锚山腰,近十位乘客在车上露天过夜,虽然是夏天,高山上也够凉的。修好后,较早驶过桐梓,行到松坎险段,下陡坡,紧急转弯,立刻上坡,开足马力上不去,反而倒退,虽脚刹车两次,依然无效。我坐车尾,回头下望,车已滑到悬崖边,手刹车再不灵,势必翻坠谷底。我毫不犹疑地急速下跳,倪荣富也紧跟下跳,我们落地,车也刹住了,真是大幸。
车抵重庆,直往小龙坎重庆交大。未过几天,全体师生迁往九龙坡新校。这半年中近两个月的奔波,倍尝酸甜苦辣,受惠于交大校友会支持爱护,真是一言难尽。50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段历史,想到交大校友会对母校师生所承担的如此众多的义务,就会从心底涌出一股感激之情。
二、 俭朴、勤奋、求知
新校址面临长江,沿坡而建,简易的砖、竹、木结构,经济适用。校舍持续建设与我们上课同步。为教授们盖简易小“洋屋”成片,很别致,相当体现尊师重道,榜样作用深远。我班同学不时轮访拜师,老师、师母殷勤接待,愉快交谈。抗日战争促成师生同学之间,患难与共的深厚感情,远非昔日“孤岛”可比,当今不时追念。
正如曹鹤荪老师在航空系10年回忆中的记实,无论是对教授的邀聘,还是在教材的搜集与备课 ,课堂讲授考虑的周祥,诸师真费尽心血,且取得实效。当时,我们航空系先后到校任课的有季文美、许玉赞、马明德、岳劼毅、杨彭基及王宏基。教授阵容之强,冠于各系,不仅是专业课,且对基础课,诸老师均贡献良多。反观我们同学,一无课本,二无参考资料,三无实验。全靠对黑板,耳听师教,手执笔速记,成为复习、备考的靠山,但是必须要能够独立思考与深入分析,否则是难以过关的。由于我们的老师多、开课多,相对负担又自然是全校各系之冠。平时还可以,逢考就紧张了。我们二年级15人跟班,而毕业时留剩8位,淘汰率之高,又成全校之冠。当时在九龙坡,对同学的四年学习动态,曾夸张为四句顺口溜:一年级买蜡烛,二年级配眼镜, 三年级备痰盂,四年级进棺材。读书死还确有其人。44届电机系胡枚成同学,迭遭隔离,四年级时以肺结核病故,自然惊动全校。学习要劳逸结合,成为师生的教训。
三、 回忆重庆交大时的几件事
在重庆交大学习期间,正如曹鹤荪老师指出的,九龙坡是一个小村镇,买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影,谈不上文娱。再加上离城较远,进城要步行,也就极少去。洗澡要到南温泉, 冬天势在必行,同样靠双腿。宿舍、课堂、餐厅,365天基本上是三点一线。为了调剂生活,有两个去处——小吃店与茶馆。前者“打牙祭”,一碗“浆”锅面;后者沱茶一杯,四人桥牌围坐,夏日炎炎,一泡就是半天而自娱。校园生活,主要还在读书,校内空气确实沉闷。但是同学们的思想状态,通过以下几件事,也有所曝光。
1. 校方通知全体同学考“三民主义”
三年级时曾举行过这样一次考试,我们班人少,相约不去参考。但未想到不小的礼堂,仅有一位女同学准时应试。主办当局也出乎初料而发慌。于是考期再行通告,并强调如再不参试,将扣发公费,即不许免费用三餐。我们又“一错再错”, 自以为是的认为,不参试的人多了,可能不再追究,仍未应试。谁知事与愿违,仅缺我们几张考卷 ,而拿不到饭票。我们天真地去找教务长据理力争,认为扣发公费不当而发生口角,情绪过火, 难以收拾。经系主任季文美教授出场调解,从轻发落。不过首次竟发生全体同学自发拒考,也颇堪回味。
2. 44届毕业班应征当英文翻译
这次应征是强行规定,印象中仅机械系有一个人违反规定。对应征同学来说,就当时美军助我共同抗日而言,以美国人陈纳德为主,助我的志愿人员组织飞虎队来助战,后又改编为美国第14航空队的正规空军,是有战绩的。作为随军翻译,沟通中美军人之间的语言,也是不可少的。在44届同学中,也有在战地死于“皇军”的枪杆之下,应该确认其为国捐躯的正义行为。
3. 军事吃紧在重庆交大引起动荡
1945年初,日军攻占贵州独山,贵阳危在旦夕。平越唐山交大被迫停课,重庆吃紧,已传出要迁都甘肃兰州。校内议论纷纷,无心读书,毕业班更加动荡。重庆政府乘机来高校招兵买马 ,而且优遇毕业班,承认毕业资格。此时学校也有西迁之说,随校西行,对毕业班更无意义,还不如一走了之,那里还有前途命运的考虑。陆海空三军及随军英文翻译,齐来招募:
海军招收赴美培训人员,造船及轮机人员,均有不少同学报名。
空军及航空委员会成都机校高级机械班(曹教授曾教该校理论空气动力学)分别招收领航员与学员。前者体检很严,少数报名。后者航空、机械、电机均收,报名的最多,我班有四人前往。
陆军招青年军,开始报名者不少,后来转向高级机械班,实际前往者不多。
英文随军翻译报名前往者,不分系科,较次于报高级机械班,我班有二人。
经过这一动荡,毕业班留下人员就为数不多了。
此外,关于曹教授所提飞机事,由于1946年二、三季度正在大场的上海飞机修理厂工作,遇到交大助教吴耀祖来找,才知道是来提运飞机事。我责无旁贷地予以协助。其中一架运输机, 确有一些不平凡的经历,而值得一提。该机系成都航空设计院林总负责设计,以及南川飞机制造厂顾总主持试制。但是飞机制造成功以后,配用美制发动机(我于1944年在南川厂实习,正是该机制造阶段)。不料交付试飞时,试飞员不肯上天。经过林、顾两总表态,陪同试飞,才最终答允试飞,并安全降落。在我后来遇到该老资格的试飞员,谈及此事,他含笑表示对该机的满意。林、顾两总均为母校前辈校友,亦航空界前辈,应予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