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rse of “Moving to Western Regions” From Jiaotong University Seeing Spirit of “Moving to Western Regions”
霍有光
（西安交通大学 档案馆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形成的西迁精神，只能从西迁的历史中归纳与寻找，只能从交大人响应周恩来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中去认识。交通大学（西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西迁精神，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条：（1）服从国家全局利益，开发大西北的拓荒者精神；（2）自强不息，建设名校的艰苦创业精神；（3）敬业奉献，建设西部工业基地、向科学进军的攀登精神。
关键词：交通大学，内迁西安，西迁精神
2006年4月8日，是交通大学建校110周年暨迁校50周年纪念日，学校将隆重举行校庆活动。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建设大西北工业基地的一项壮举，是我国调整高等教育事业战略布局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而这段历史多已被人们与社会所遗忘。西安交通大学从繁华的大上海迁往基础条件比较落后的内地，50年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与水平实属不易，对国家与西北的贡献有目共睹。无疑，每个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都会形成自身的办学精神，这种精神既有共性的内容，也有个性的内容。毋庸置疑，大陆四所交通大学有着共性的办学精神，主要是在同宗同源的演化历程中逐渐形成发展的。然而，西安交通大学还有其他三所交通大学未曾有过的办学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迁精神。要了解交大西迁精神，只能从西迁历史中，通过实事求是地梳理，进行科学归纳与总结。
1954年，由于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中央作出了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战略决策。1955年4月初，高教部根据中央决策，形成部务会议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明确提出：“将上海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彭康校长迅速在校党委会和校务委员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交通大学“全部西迁”的决定；4月中旬，总务长任梦林、基建科科长王则茂前往西安踏看并选择校址。5月中旬，彭康校长电请朱物华、程孝刚、周志宏、钟兆琳、朱麟五等著名教授、系主任来西安，共同察看、商议并选定校址；5月下旬，通过了《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1955年和1956年入学班级以及该等班级的教师和相当的职工，于1956学年度起在西安新址进行教学；其余的师生员工于1957年暑假前基本完成搬迁任务。”
历史名城西安出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建校景象。1955年8月，交大在西安成立办事处，开展迁校征地和筹建新校区工作；10月26日，交大西安新校园首批工程破土动工，兴建的项目包括教职工宿舍、学生宿舍、中心教学大楼和饭厅等。交大新校址开始了大规模、高速度的基建工作，人们惊异地发现，一幢幢高楼大厦在一望无际的农田里忽然拔地而起。11月，《交大》校刊正式公布《交通大学迁校方案（摘要）》，共包括10个部分。《方案》要求：“在1955——1957两学年内，分批将全校师生员工、器材设备无损失、安全地迁往西安（其中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并保证自1956年起开始在西安招生，以及准时地按教学计划进行教学。”也就是除造船系（并入上海造船学院）留在上海外，交大所有的系、专业必须西迁，按“55～56学年暑期、56～57学年寒假、56～57学年暑假”分为三批，将机械系、动力系、运起系、电力工程系、电制系、电讯系等6个系（包括42个教研室）的全部教师及24个实验室迁往西安。共计西迁教职工1472人（其中教师632人，职员390人，工人450人），学生2812人。
1956年6月，张鸿副教务长、苏庄副校长率领第一批教职工及家属由上海徐家汇出发，乘专列迁往西安新校址。9月10日，交大西安部分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开学典礼，陕西省与西安市主要负责人以及专程从上海来西安的几位系主任等参加了大会。苏庄副校长在开学典礼讲话中宣布：“我校——首批一、二年级——的内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新学年就要在新校址——西安市——开始了。……我们对它（西安）已经向往很久了，预祝学校在此安家立业，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预祝学校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因此而更加丰富和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至此，一二年级和夜大学的4000位同学，开始在新校址上课，其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年级注册新生2137人（机械类1357人，电机类464人，动力类316人），夜大学学生160余人。
不难看出，从踏勘校址到学生如期开课，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交大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大西北激情的鼓舞下，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交大速度”！基建、搬迁、教学同步展开，迁校工作如精确运行的钟表，按部就班、井然有序。但是，进入1957年，交大西迁却出现了曲折。3～5月，全校联系迁校问题，讨论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部分师生员工的思想出现了波动，并“‘鸣放’出来一些意见”来：有的认为迁校不正确，不该迁；有的认为在西安设分校；有的认为可以缓迁；有的认为在上海设分校；有的认为宣传工作有偏差，光讲事情有利的方面，《校刊》在迁校宣传中有夸大和片面之处；甚至，在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得出了大多数人的“综合意见”，即：①根据情况的变化，现在大家认为以不迁为宜，同时西安部分有步骤地迁回上海；②高教部如果认为需在西安设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交大可进行支援。5月20日，国务院、高教部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交大迁校问题。国务院曾为此召开了两次常委扩大会议。5月28日，周总理听取了交大领导汇报之后，当晚又找几位老教授到中南海交谈，座谈会从晚7时一直开到深夜2时。6月4日，周总理先在西华厅寓所召集包括交大彭康、苏庄在内的少数领导同志开会，接着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会议上作了长篇精辟的讲话。随后，交大西安部分与上海部分，立即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精神。6月7日，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专程飞沪，亲自传达周总理关于迁校问题的讲话，并负责处理交大迁校事宜。然而，关于迁校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平息，中央把本该是一个小范围讨论的问题，不得不公之于全国。在前后10天左右的时间里，发生了交大人应该永远珍惜的历史回忆：
●6月19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全文发表新华社上海18日电（即《解放日报》与《文汇报》18日刊登的消息）：《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谈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全文共有6个小标题：①交大迁校问题应该周密考虑。②院系调整是必要的。③上海支援外地义不容辞。④交大全搬西安虽有困难，但好处多。⑤交大搬回上海有好处，也有不少困难，但支援西北的方针不变。⑥迁西安，回上海，由交大师生研究考虑。同日，《人民日报》在一、二版全文刊发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
《文汇报》发表“本报讯”，题目是：“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认为，交大迁西安方针正确，杨秀峰昨再传达周总理讲话精神”。
●6月20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等报刊全文转发《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谈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陕西日报》还加了“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支援西北义不容辞”的副标题。《光明日报》发表“据新华社上海19日电（即《解放日报》与《文汇报》19日刊登的消息）”，题目是：“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主张交通大学迁西安”。
●6月21日，《陕西日报》发表新华社上海19日电：《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主张交通大学迁到西安》。《西安日报》发表报道：《从支援西北建设来看，从本身发展利益来看，上海民主人士主张交大应迁到西安》。《光明日报》刊登《柯庆施分析交大迁校的利弊得失》一文。
●6月22日，《陕西日报》发表报道：《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主张交大全迁西安，他说：这对支援西北建设和学校本身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以及《西安许多工程技术界人士畅谈知心话，热诚欢迎交大全部迁来西安》。《西安日报》发表新华社上海21日电：《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主张交大全部迁西安》以及《交通大学西安部分邀请本市工程师座谈西安建设，到会的工程师们一致欢迎交大全部迁来西安》。
●6月23日，《陕西日报》发表《西安市二届人代大会二次会议致交大全体员工的一封信》，期待交大员工全部迁来西安，携手共同建设大西北。《光明日报》刊登《西安工程技术界人士认为：“交大”全搬西安利多弊少》一文。《文汇报》发表“本报讯”，题目是：“工程界人士赞同交大西迁，上海机电工业愿与交大仍保持协作关系”。
●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西安23日电：《同西北人民一道建设新西北，西安人民欢迎交大迁往西安》。《光明日报》刊登“新华社西安23日电”，题目是：《西安市全体人民代表致书交大师生，欢迎交大全部迁往西安》。《文汇报》发表“新华社西安23日电”，题目是：“西北需要科技力量支援，西安人民热忱欢迎交大西迁，表示要尽可能对交大予以支持”。
●6月25日，《陕西日报》发表“据上海解放日报讯”：《柯庆施在交大教师座谈会上说：交大迁西安利多弊少》。《西安日报》发表“据上海解放日报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交大迁到西安利多弊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学校本身发展，希望交大师生能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
●6月26日，《陕西日报》发表《建设交通大学的工人座谈的意见，我们辛苦建校舍，希望交大全搬西安》、《该校扩大校务委员会上多数人一致认为，交大应该而且可以全部迁来西安》与《西安各高等学校民主党派的同志在座谈会上一致认为，欢迎交大师生全部迁来建设西北》等三篇文章。《西安日报》第一版发表头条报道：《市委邀请各院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教师座谈，一致认为交大全部西迁利多弊少》。全文共4个小标题：①交大师生的看法。②全部西迁有什么好处。③有困难，可以克服。④欢迎交大迁来西安。《西安日报》第二版发表《交大（西安部分）扩大校务委员会讨论迁校问题意见趋于一致，大多数人认为交大应该全部迁西安》一文。全文共6个小标题：①全面考虑，交大应全迁西安。②从发展上看，专业配合科研条件西安比上海好。③迁校不致削弱师资力量，也不会降低学生质量。④迁校虽有困难，创造条件可以克服。⑤大部分意见主张全迁西安，学生看法也在变化之中。⑥苏副校长赞同迁校，并希望教师帮助同学讨论迁校问题。
●6月27日，《西安日报》发表报道：《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方仲如说：赞成和欢迎交大全部迁来西安，并表示愿意和交大师生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文汇报》发表“本报西安26日专电”，题目是：“交大西迁负有重大任务，西安高校民主党派人士热烈欢迎交大全部迁去，方仲如希望交大师生严肃考虑这一问题”。
●6月28日，《陕西日报》发表《方仲如同志在邀请交大教师座谈时说：从支援西北工业建设着眼考虑迁校问题》以及《当交大师生讨论迁校问题时，回忆建校过程是有好处的——你知道交通大学是怎样建成的》等两篇文章。《西安日报》发表《本市各高等学校学生会主席联席会议，热烈欢迎交大全迁西安，表示全市同学愿和交大同学一起建设大西北》以及《西安高等学校学生会主席联席会议给交通大学全体同学的信》等两篇文章。《光明日报》刊登“新华社西安27日电”，题目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和交大本身的前途着想，交大西安师生大部分主张西迁”。《解放日报》刊登“据新华社西安27日电”，题目是：“交大西安师生中大多数主张迁校，西安党政方面热烈欢迎交大迁去”。
周总理的讲话既然在校内已全面传达并组织讨论过，为什么还要在《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上同时发表杨秀峰部长谈“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呢？至少可有四点启示：①对先前校内的传达与讨论不满意，再次由杨秀峰部长转达周总理讲话的全部内容与核心精神。②在对全国舆论具有导向作用的《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上，同时发表周总理关于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应该得到总理本人的同意。总理关于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应该是周总理会见交大部分校领导和教师代表时所谈过的内容。③将《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谈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与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在同一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上，说明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并关注交大的迁校问题。④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局部利益要顾全国家利益。
把总理的讲话向国人公开，既是让交大人重新讨论西迁事宜，也是让全国人民参与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总理意见发表后，关于交大迁校问题，不仅西安、上海两地的报纸接二连三地发表相关专题报道，而且全国不少报纸都参加了这次大讨论，钱学森、黎照寰、伍特公等老校友也纷纷来信勉励交大整体西迁。在全社会一致呼吁交大应该响应周总理讲话全部西迁的社会舆论氛围里，交大人立足于高起点，认真学习和讨论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全面衡量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得出了“大多数人认为交大应该全部迁西安”的认识，提出新的迁校方案并得到中央批准。在新迁校方案的鞭策与敦促下，交大人战胜了各种困难与思想包袱（包括反右扩大化），积极回应周总理的讲话，一度停滞的西迁工作又开始快速运转，1958年夏，宣告迁校任务胜利完成。
古人说“艰难玉汝成”。玉成：敬辞，意为成全，成功；汝：你。形容经过艰辛的磨练，可以使你获得成功。交大人在曲折的迁校与建校过程中，经历了时代的风雨考验和坎坷磨练，形成了可贵的西迁精神！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条：
（1）服从国家全局利益，开发大西北的拓荒者精神
上海发展国民经济需要交大，交大留在上海是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交大西迁是国家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祖国的大西北更需要交大来开发。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指出：“旧中国工业的布局和教育的部署是不平衡不合理的。假如看不到这些基本情况，就无法理解解放后各项改革的必要性，也难于理解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院系调整的必要性。……工业内迁和交通大学内迁就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国防形势的要求下提出来的。西北过去是落后的，但将来必须成为我国巩固的后方，那里有丰富的资源，有条件成为我国的乌拉尔。但是西北区与另一个工业基地西南地区的建成，如果不靠沿海地区的支援是不可能设想的。从沿海地区作适当的调整和内迁，也是必要的。”“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内迁是对的，为了支援西北的建设和沿海的形势，是必要的。……交通大学搬去虽然有困难，但既是国家需要，就要设法克服困难。”“大西北包括山西、河南七个省区，西安是中心。西北地区是需要交通大学的。西北地区的领导是欢迎交通大学的。……能到西北去锻炼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年，条件太舒服了是不能锻炼人的。交通大学已去西安的师生员工经历一年的风霜是好的。今年交通大学毕业800多名学生，其中也将有一批要响应国家的号召到西北到艰苦的地方去参加建设，现在上海余下来的一千多学生和几百名教职工，如果能够接受去西安，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年老体弱不能去的可以不去，有时去讲讲学。”
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给交大来信（1957-6-26）也指出：“我觉得交大迁到西安，对国家的建设事业和科学发展事业都会有好处。从长远利益和全局观点看，似乎西迁比留在上海更好。当然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它所带来的困难，对一部分的师友，可能还很大。这些痛苦，我个人是能够体会的。如果可能，我们就以上火线的精神或拓荒者的精神，克服这些痛苦，投向火热的建设阵地吧。”“古人说‘艰难玉汝成’。一时性的条件不够反而可以促进我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建设事业也就发展了。条件是人创造的。兵法说‘置于死地而后生’，何况西安并非‘死地’。”“因此，我个人的意见，是希望交大全部西迁。”
彭康校长代表交大人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各界明确表态：“交大全迁西安，这对支援西北建设和学校本身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如今，可以欣慰地看到，交大人在历史的抉择面前，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建设大西北的道路，抛弃了局部利益、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用自己的艰辛实践，向周恩来总理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待，练就了一种“上火线的精神或拓荒者的精神”，为建设大西北发挥了义不容辞的先锋作用。
（2）自强不息，建设名校的艰苦创业精神
1956年4月，在交大隆重纪念建校60周年之后，一些担心迁校会影响交大发展的人认为，交大如果迁校可能活不过61年。杨秀峰部长在给全校同学作报告时指出：“我们要保证交大不但有60年历史，而且有600年历史。”当然，国家提供保证是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但是交大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能否经久不衰？大树是否能够移活？还要靠内因或者说靠交大人自身的艰苦创业来实现，历史则作了最好说明。
1956年6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发出特急电报——《关于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电文指出：中共上海市委与交大负责同志“具体研究”了“三个方案”，而“在目前条件下较好的办法”是第三个方案，也就是“交大仍按原计划西迁，即自今年开始，由交大负责为上海筹建一所新的电机机械类大学。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可以充分运用交大条件配合西北工业基地建设，交大亦可得良好发展条件，而上海方面仍得适当兼顾；上海新校逐年建设，在交大方面可以从容输送师资，在上海方面又可以逐年完成基建筹备；同时，从筹建一所新校的任务来看，上海的困难也比西北小。”
正是应中共上海市委的要求，交大除动力机械制造系全部迁到西安外，机械制造系和电机工程系为上海保留了一个小的底子，造船系和起重运输机械系则全部留在上海，为上海发展一所“电机机械类”的大学奠定了基础。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确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交大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以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名义同时进入全国16所重点学校的行列。也就是说，交通大学靠自强不息，建设名校的艰苦创业精神，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西安与上海两地为国家同时建成了两所重点大学！
交通大学按照上海市委的需要，在上海学校逐年建设中，交大不断地“从容输送师资”，为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部分分别独立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国务院“国二陆字212号”文件批复同意教育部《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部分分别独立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以及两校分设后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明确要求：“目前西安交通大学在师资及高年级学生方面，应予上海交通大学以适当的支援。”也就是说，尽管交大西安、上海部分都已成为国家重点大学，自今以后，将独自建校，但西安交通大学仍要在师资方面，继续给上海交通大学以大力的支持。西安交通大学履行了这一光荣任务。这是交通大学通过孵化作用，为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作出的值得永远载入史册的历史性贡献！
1959年末，西安交通大学已今非昔比。有机械系、动力系、电机系、工程物理系、数力系、水利系、纺织系等8个系32个专业，暑期毕业学生860人，年末共有师生员工12741人，其中学生9524人，教职工3217人（教学人员2239人，其中专任教师1223人，教授43人，副教授41人；行政人员490人；勤杂人员488人）。学生人数相当解放初期的4倍；教师人数相当解放初期的5倍；有校舍31万平方米，相当解放初期的6倍；实验室50多个，相当解放初期的8倍；图书52万册，相当解放初期的6倍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实现了国家期望交大西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的建校目标。
（3）敬业奉献，建设西部工业基地、向科学进军的攀登精神
交大西迁时，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专门为交大安排的由上海发往西安的一趟趟专列，每位师生员工都持有一张学校特制的“乘车证”。这种粉红色的“乘车证”的正面，除一列疾驶西行的火车图案外，还醒目地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字样，它集中地浓缩了交大西迁所要担负的神圣使命。交大人忠实勤奋地履行着这一承诺，形成了敬业奉献，建设西部工业基地、向科学进军的攀登精神。
1957年1月，学校恢复出版《交通大学学报》（创刊号），《发刊词》指出：“到目前已经基本上走完了教学改革的主要阶段，今后即将进入新的阶段，就是：提高全校学术水平来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这样，科学研究就成为今后培养师资的重要方法。过去教学改革较紧张的时期，没有可能去多做科学研究，到了今日，科学研究已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了。所以，即使是初次出版，而且还很粗浅，但是它是我们新工作的先声，不能不为它的出版而高兴。”1958年7月，学校一气呵成，成立了高电压研究所、焊接研究所、金属研究所、电工研究所、纺织研究所、机制工艺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采矿冶金研究所、矿产地质研究所、工业经济与生产组织研究所、应用力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摩擦磨损研究所、土力学研究所、动力研究所等15个研究所；8月，又创刊了一种学术性刊物——《科学技术报告集》，截止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共出版了12期，发表科技报告129篇。
当时取得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有：①PЭ2111型继电器（电工系生产），②PЭ5717型过电流继电器（电工系生产），③切削容量计算机（机械、数理系制成），④TD-6优质焊条（机械系制成），⑤球墨铸铁（机械系制成），⑥汽轮机模型（机械系）。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有：①磁放大器（电工系），②仿苏МДП“红旗牌”西林桥及其放大器（电工系），③漫扭示波器（电力系），④电阻应变测力仪（数力系），⑤杠杆式引申仪（数力系），⑥已二酸二辛脂（数力系），⑦TD-1优质焊条（机械系），⑧高频信号发生器（无线电系），⑨玻璃纤维（采矿系）。
1959年8月，学校编撰的宣传材料——《西安交通大学简介》说：“截至1958年底止，全校师生先后分批到陕西各专区的61个县市支援地方工农业建设，计1500人次，约达25万个工作日。在全国开展水利化运动时，水利系师生通过毕业设计、生产实习、下放锻炼等方式，就完成水库、电站、渠道、流域规划等大小水利工程350多项。在全国大炼钢铁时，机械系协助榆林、延安、商洛等专区建立了6175座土高炉，培养了技术干部和工人25464人，并帮助建立了铸工厂、滚珠轴承厂、炼钢厂、炼油厂等8种类型的工厂。电机系与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电瓷厂、西安高压电气研究所、西安电瓷研究所合作，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33万伏磁吹避雷器和33万伏瓷套管。”
1958～1959年，学校每年都要表彰一批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与先进工作者，在长达数百名获奖者的名单中，有些人至今还在科研与教学岗位上闪烁着夺目的光彩，譬如陈学俊院士、谢友柏院士、姚熹院士、汪应洛院士、马知恩教授、蒋德明教授等，他们无愧为交大人敬业奉献，建设西部工业基地、攀登科学高峰的典范。
西迁精神，薪火相传。人生如白驹过隙，当年年龄最小的西迁人员，莫过于20来岁刚留校的助教，如今至少也有70多岁了，由上海迁来西安的中老年教职工多已长眠黄土地。而交大人扎根黄土高原形成的西迁精神却历久弥新！西安交通大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不断推动了教学、科研、科技产业与科技园区向更高层次和目标发展，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周总理寄交大以“支援西北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殷切期望。交大这棵大树，不仅克服了西迁50年来遇到的各种困难，而且牢牢扎根于西北土壤，愈加枝繁叶茂。在交大即将迎来建校110周年暨迁校50周年前夕，通过缅怀学校西迁的历史，认真总结并继续弘扬西迁精神，开展优良传统教育，对于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办学效益，早日把学校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继往开来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高教部部务会议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1955-4），西安交大档案（56）永久12卷.
[2]校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迁校问题决议[N]，《交大》，1955-06-11，第45期.
[3]交通大学迁校方案（摘要）[N]，《交大》，1955-11-24，第53期.
[4]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谈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N]，人民日报，1957-06-19.
[5]《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1957-06-18～1957-06-28.
[6]郭沫若院长希望我校全部西迁——郭沫若院长来信（1957-6-26）[N]，《交大》增刊，1957-07-01，第22期.
[7]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在6月15日全校同学大会上的讲话：关于迁校的若干问题[N]，《交大》增刊，1957-06-19，第18期.
[8]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1956-6-27），西安交大档案（56）永久12卷.
[9]霍有光，交通大学（西安）年谱（1950～1978），待出版.
（原载《交大校友》200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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