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有光
(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摘 要] 南洋公学译书院开办时间尽管仅有短短的五年，却编译出版了60余种图书。文章探讨了张元济与严复为什么会亲密合作译、印《原富》以及对译书院选题的影响；译书院译印图书名目与数量；译书院引进西方书籍的宗旨与原则；译书院创立时间、翻译人员及译印图书产生的社会效益。译书院为中国近代出版史、教育史创下了多项中国之最，对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和思想解放，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了解和学习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及其国民教育，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关键词] 南洋公学 译书院 译印图书 张元济 严复
甲午战争后，国内有识之士痛感亡国灭种的危机，兴起了废科举、兴学堂、育人才的浪潮。光绪二十二年（1896）南洋公学成立，办学伊始遇到的难题就是缺少适合国情的教科材，没有新式教材就无法开展新式教育。光绪二十四年（1898）9月下旬，戊戌变法失败。同年冬，南洋公学创办译书院，维新派人士张元济经李鸿章推荐并受盛宣怀之邀，任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张元济有了继续实践其变法维新思想的阵地，译书院由此走上译新书、开民智、编教材的道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南洋公学经费拮据，译书院迫不得已被裁撤停办，张元济遂将译书院与夏瑞芳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合并。在晚清极其困难的环境里，译书院开办时间尽管仅有短短的五年，却编译出版了60余种图书，无论在校内还是在社会，都以新颖的思想内容、精美的编印质量受了人们广泛的赞誉。
一、 张元济与严复
张元济（1867——1959）和严复（1854——1921）都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先后受到光绪皇帝的接见，并在这场未遂的改革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戊戌变法前夕，张元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要求总理衙门进呈新书，而选择新书的工作由张元济负责，张元济总是千方百计地挑选进呈那些最有思想价值的新书。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后的第三天，即6月16日依次召见了康有为与张元济。张元济面奏光绪，恳请注意为铁路、矿山、河渠、船厂等培养专门人才，同时尤须注意培养翻译人才和外交人才。1898年1月27日——2月4日，严复在《国闻报》上连载《拟上皇帝书》，为光绪“讲变革，图富强”画策，声名大振。9月14日，严复获准前往乾清宫，觐见光绪，光绪要他进一步缮写“要变甚么法”，一星期后守旧派反扑，发生政变，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共同的求新思想，是张元济与严复等人发生联系的纽带。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元济与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校名便请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毕业的严复题写，并邀请严复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张元济主持译书院工作后，与严复的交往更加频繁（已知西安交大档案馆现存张、严来往信件近20封，上海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存类似信件约20封），共同讨论约稿及翻译新书事宜，如索要《支那教案论》的译稿，磋商《原富》版税等问题。张元济以2千元代价买下《原富》的译稿，答应给严复二成版税，成为我国近代最早实行版税制度的一则实例。张元济和郑稚辛还为《原富》编纂了附录“中西编年及地名人名物义诸表”。1917年，张元济亲自搜集编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戊戌六君子遗集》（六册），说明张元济与戊戌变法同仁感情上总是息息相通的。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百熙奏请建立京师大学堂，强调译书，为此京师大学堂附设了编译书局，由严复出任译书局总办兼考校处总纂，笔述则有林紓等人。严复没有把刚刚杀青的《原富》一书的译稿，交给京师大学堂编译书局出版，而是让南洋公学译书院刊行，表明他对南洋公学译书院与张元济非常信任。译书院所出《原富》一函八册，校印精美，最后一册末页还专门印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一次全书出版 书经存案 翻刻必究”之声明，证明对出版此书尤为重视。
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政治方面，旨在修改旧则例，改革官僚机构，推行新政；经济方面，要求设立工商、铁路、矿务、邮政机构，编制国家预算，奖励发明创造，鼓励私人办实业；文教方面，要求废科举，兴学堂，倡西学，立书局，译西书，建报馆，准留学等；军事方面，要求裁减旧军队，编练海陆军。同时，维新派还提出了“兴民权”、“开议院”、君主立宪等主张。张元济、严复作为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虽然变法失败受到打击，维新思想不仅没由泯灭，反而更加灼热、激烈。他们鼓吹开民智，就是希冀民众觉醒，形成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从而变革社会。《原富》是亚当·斯密的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在西方有着广泛的影响与声誉。严、张二人译、印结合，把《原富》介绍给国人，尤其是严复在《原富》中直接加注了118条案语，表达了他们进一步继承戊戌变法思想、要求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虽事过境迁，有些内容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譬如：
严复在案语中呼吁强智利于存、弱愚邻于亡，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智力的竞争，国家必须奖励人才，尊重知识（强智），并且应该化民成俗，使之深入到国民的意识之中。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打破吃大锅饭的思想，若贤者、强智者与不肖者、弱愚者收入相同，或不肖者、弱愚者反而收入更多，将会“灭种亡国”。他说：“盖家国砺世摩钝之权，在使贤者之得优而不肖之得劣，则化民成俗，日蒸无疆。设强而同之，使民之收效取酬，贤不肖无以异，甚或不肖道长，贤者道消，则江河日下，灭种亡国，在旦幕间耳。何则？物竞例行，合天下而论之，强智利于存，弱愚终邻于灭故也。”（《原富》甲下p21）
严复在案语中呼吁开民智，把提高国民的知识文化素质，与生产现代化和人口有节制的增长联系起来，指出“民愈愚则昏（婚）嫁愈以无节”，经济增长将难以高于人口增长。他说：“生财之术益巧益疾，如讲田法、用机器、善分功之为，固通国之公利，使生齿之繁不过，则力作小民，获益最广。所患者民愈愚则昏嫁愈以无节，故民智未开之日，生业之进，终不敌其生齿之蕃，虽有善政良政，于国计不过暂舒而终蹙（cu，急迫），此则虽有圣者，所无如何者矣。”（《原富》甲下p91）
严复在案语中不仅提出要兴学堂，而且介绍了西方教育采取国家与民间助学的办法，认为我国要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救助贫困学生成材是谓希望工程，这样既可使国无弃材，又可使被资助的勤奋聪明之人，学成后报效国家与社会。他说：“西国今俗，其中蠲（juan）产助学之事尚为至多，且其为人之周，其款目之钜，诚皆中国古今所未尝闻者。……盖蠲产助学，有二大利焉：一则使劬（qu，劳累）学者，无衣食朝暮之忧，得以聚精会神，深穷其学，及其既成，遂为一群之公利，举世之耳目，此亦通功易事之公理，犹劳心者之宜见食于人也。二则使开敏而贫之人，藉此而有所成就，而国无弃材之忧。斯密氏固身受蠲产助学之利者也。……呜呼，使中土他日新学，得与泰西方驾齐驱，而由此有富强之效者，其诸蠲产助学者，为之一篑（kui）也欤？”（《原富》甲下p24）
严复在案语中提出国要富、修铁路，“农工商三业，循轨绕驿而兴”，不出十年城镇会遍地而起，同时认为铁轨通达有利于开民智，促进社会变革，否则我国与外国的差距会越拉越大，将终蒙大殃。他说：“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驿而兴，不及十稔，而天下之都会形势轻重，遍地异矣。至于道通而民之动者日众，耳目所蠲，日以殊前，其智虑云为，不得不从之而亦变，此不待甚智之士而后能决也。……铁轨既不能不开，则变法之事，不期自至。智者先事以为防，则无往而不福；暗者时至而不及为，将终蒙其大殃。”（《原富》丙卷p3）
严复在案语中认为，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文明与生产力之进步，完全归功于“学术”或曰科学技术。中国振兴，必须重视学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他说：英国“百余年进盛之实如此，此岂可以寻常计数进退论哉！计学家以谓此不仅国加富庶之所为，而亦舟车利通转运径捷之故。然舟车之所以利通，汽舟铁轨为用，一也；漕渠广开，二也；舟制日精，三也；海图日密，驾驶日精，四也。归极言之，则大抵皆由于学术，此天算、格致、开物、成务之功，有必不可诬者矣。”（《原富》丁上p23）
严复认为中国经济基础贫弱，“患不知理财”、商政衰败，指出“大抵继今以往，国之强弱，必以庶富为量，而欲国之富，非民智之开，理财之善，必无由也”。（《原富》戊上p13）因此国人必须虚心学习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计学）理论，国家高级官员更应如此，而《原富》就是“开民智”的最好教材。他说：“自嘉（庆）道（光）之际，英相万锡达当国之后，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为旨，至道光二十六年，而平税之政行矣。其去斯密氏成书之日，为时仅四十有五年而已。夫何必其国之为乌托邦而后能哉？论者谓考英国计政之所以变，而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者，虽曰群策，斯密氏此书之功为多。观英相弼德自云，必读斯密氏《原富》全书，而后可受相位。一言为知，岂诬也哉！”（《原富》丁上p31）他大声疾呼：“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原富》“译事例言”）
二、 译书院译印图书概况
南洋公学译书院究竟译印出版了多少图书？由于年代已远，存世书籍难以查寻，一向众说纷纭，出入甚大。弄清译印书名及数目，不仅有助于研究这些书籍对当时解放思想产生过什么影响，而且有助于澄清校史，弄清南洋公学在晚清时期所起的作用与所处的地位。
据《交通大学校史》称：“译书院自成立至结束，共翻译出版书13种四十余部。”该书同时列举出译书院翻译的军事书籍8种，即《日本军政要略》(三卷二本)、《战术学》(三卷四本)、《军队内务书》(一本)、《作战粮食给与法》(一卷一本)、《日本军队给与法》(一卷一本)、《（日本）陆军学校章程汇编》(四本)、《宪兵条例汇编》（又名《日本宪兵制》，一本）、《军队教育方针》等，均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
实际情形是，所谓翻译出版“13种四十余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按民国二十三年（1934）《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记载，当时交大图书馆馆藏译书院译印图书尚存“22种19册”图书（按：册数可能有误），除《交通大学校史》提到的《原富》以及8种军事书籍（当时尚存6种）共9种外，还有15种图书《交通大学校史》没有提及，它们是：（1）军事类6种，包括《步兵操典》一卷二本，《步兵斥候论》一卷一本，《步兵射击教范》一卷二本，《美国陆军制》一卷一本，《陆军教育摘要》一卷二本，《野外要务令》二卷；（2）经济类2种，包括《计学平议》二卷二本，琐米尔士著《万国通商史》一卷一本；（3）政治类3种，包括《政群源流考》二卷一本，宓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一卷，《英国枢政志》十四卷一本；（4）史地类3种，包括勃克鲁译《英国文明史》五卷五本（光绪二十九年），《世界通史》一卷，《新撰大地志》一卷；（5）法学类1种，即《法学通论》一卷。尽管这些被遗漏的书目已经超过了上述所谓的“13种”的说法，但是还远远不能反映译书院译印图书的全貌。
那么译书院大体翻译了多少图书呢？它们的书名又是什么呢？好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珍藏有一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由译书院第一次全本出齐的《原富》，其书扉页刊有译书院译印图书广告一则，可为我们揭开历史的迷雾。既然译书院1903年便被裁撤，那么可以说《原富》上的广告，基本能反映译书院译印图书的全貌。《原富》在扉页广告里共列出译书院译印图书60种，声明立案，强调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以此重要发现为依据，除上述交大30年代馆藏书目和《交通大学校史》所提书目外，尚有被遗忘的图书达31种之多，若将它们初步分类，这些图书的概况是：
（1）经济类7种，包括《欧洲商业史》五本，《英国财政志》三本，《商业实务志》四本，《商务博物志》六本，《英国会典考》一本，《欧洲各国水陆商政比例通议》三本，《商业提要》四本；（2）地理类4种，包括《亚东贸易地理》四本，《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三本，《万国地理教科书》一本，《五洲地志》六本；（3）历史类2种，包括《日本近政史》四本，《欧洲全史》四本；（4）法律类2种，包括《日本矿业条例注释》一本，《法规大全》一百二十本；（5）军事类3种，包括《步兵各个教习书》二本，《步兵战斗教练书》二本，《步兵斥候答问》一本；（6）交通类1种，即《西比利亚铁路考》一本；（7）教育学类1种，即《科学教育学讲义》三本；（8）社会学类1种，即《社会统计学》七本；（9）一般教科书11种，包括《格致读本》四本，《中等格致课本》八本，《小学图画范本》四本，《化学》十一本，《蒙学课本》三本，《大本蒙学课本》一本，《代数设问》七本，《心算教授法》一本，《物算笔算教科书》四本，《习字范本》四本，《几何》三本，等等。
三、译书院引进西方书籍的宗旨与原则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南洋公学经纪人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中阐述了建立译书院的主要目的：“译书院，专译东、西国政治、教育诸书，以应时需及课本之用。”在《南洋公学推广政治法律诸书敬陈纲要》奏折中，他又专论了译书的重要性：“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兴学为自强之急图，而译书尤为兴学之基础”。打开中国处于长期封闭的社会系统，睁眼看世界，虚心学习人类一切精神文明的成果，开展中西文化交流，捷径在于译书。但要译书，先要选好书。译书不能饥不择食，应“諏访通材，博求善本”。他认为科技书籍翻译起来较难，而社科书籍则选择起来较难，故“论译书，则天算、制造较政治、史学为难；论选书，则政治、史学较天算、制造为难”。有鉴于此，他系统地提出了翻译西方图书的几点原则：
1．“先章程而后议论”。就是指务必克服以往考求西政，“粗知大意，不能详举其章”与“莠言笃论，糅杂难分”的“通病”，可效法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身体力行，“随时损益去取，积以岁时，可期详备”。建议先译日本法规，作为开端。并指出：“凡有关乎学校、科举、理财、练兵之政治、法律诸事，均待取资，势不容以再缓。”
2．“审流别而定宗旨”。西方政治风俗、国情流派不同，要根据中国实际，“格致、制造则取法于英美，政治、法律则取法于日德。”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以介绍英美为主，政治、法律以介绍日德为主。
3．“正文字以一耳目”。译书重要的是必须统一专业术语，“近来私译名字纷拿，官译为其所淆，亦复不能自守。”提出统一翻译术语的意见，中国语言文字“薄海同风”，不能“无故自乱其例”。每本书后都要有中西词汇对照表，以便读者理解与阅读，即“除随文勘整外，其人、地、国名，品汇名物，仿古人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之例，别为名义，附诸卷后。”应该学习“西文字典”编排之法，分门别类，“以期诸学浅深纲要，开卷了然。专门者，藉以溯洄；涉猎者，亦可预知门径。”
4．“选课本以便教育”。主张我国中小学教材应与发达国家直接接轨，认为“西学课本条理秩然，尽足备当世之取材”。因此选课本，“为学堂计，以外国寻常小学校、高等小学校课本，备将来各省小学堂之用；以外国寻常中学校、高等中学校课本，备将来各省中学校之用。”建议早日制定并颁布“学堂课本章程”，使编写教材有准则可依，“以免纷纭驳杂之病”。
史料中亦能窥测张元济与严复的译书思想。从张元济与严复的来往信件中可知，严复认为：“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今欲选择，只得取最为出名众著之编”，选书必须针对中国的实际。他在《原富》“译事例言”中则说：译书要选择好的版本，亦可“杂取他家之说，参合已见，以相发明，温故知新，取与好学深思者，备扬榷讨论之资云尔”；若“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则概括要义译之”，或“与今制不同，而所言多当时琐节，则删置之”。严复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拟订《译书局章程》及《章程条说》，将西方近代学科分为三科，即统挈科学、间立科学、及事科学，涉及具体学科门类达38项之多，这些亦可能成为他们之间讨论的内容。如《章程条说》认为“翻译宗旨”应该是：“一曰开瀹（yue，疏导）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杂庞。”张元济很早就有“重商权”的意识，1898年7月16日他在《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中说：“今日为商战世界，中国向有贵农贱商之说，故无商学，无商学故无不败。”主张重视商学，保护私人资本，奖励投资，振兴工商业。所以，他们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把翻译政、经、史、技类书籍，作为译书院向国内引进的重点。译印兵书则是为了满足编练海陆军的需要。从译书院实际译印的书目可以看出，严、张的译书想法以及盛宣怀提出的译书原则基本得到了贯彻。
四、译书院创立时间、翻译人员及译印图书产生的社会影响
一些著作认为，译书院成立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五年，其说肯定有误，实际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若考察《南洋公学收支清册》中的拨款情形，译书院的历史兴衰可谓一目了然。在光绪二十四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5年里，译书院共获拨款规（银）元35065两有奇，平均每年7000余两。其中光绪二十四年划拨规元3149两有奇，表明译书院创办于此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译书院获得的拨款最多，达10700两，说明译书事业蒸蒸日上。就在这一年，南洋公学派往日本的第一批留学生雷奋（师范生）、杨荫杭（中院生）、杨廷栋（中院生）学成归来，立即派往译书院“会同张（元济）总校验明中、东文学”，看来本意是打算加强翻译力量，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终因经费难以维继，不久译书院便被迫停办。
译书院翻译出版各种书籍，书稿作者来源有二：一是来自译书院专职译员或本校师生；二是来自约请的院外翻译人士，从而保证了有较为可靠的译者队伍。若要弄清译书院有关译书作者，须从刊行的译著中寻找，现仅知其大概。光绪二十四年，曾特聘日本陆军大尉细田谦藏、稻村新六为译书院翻译兵书顾问，“专翻东文书籍”，早期译书院出版的军事书籍之所以占一定的分量，看来与他们有一定的关系。尚知参加译书的外国人还有林乐知等人，南洋公学参与翻译工作的则有外文教员李维格、伍光建，师范生孟森、杨志洵、黄国英，教员陈诸藻等人。
从南洋公学翻译出版的书籍可以看出，所涉及的范围还是较为广阔的。一是偏重军事方面，目的是配合清廷练兵之急，加强防务，组建新式军队，抵御外侵。二是偏重引进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的书籍，目的是为政治、商务、外交、理财服务，以供时需。三是偏重建立完整的中小学教材课本体系，诸如国文、格致、图画、化学、几何、代数、心算、笔算、习字课本等等，不断推动和完善新式教育。虽然缺少有关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学术译著，是为不足，但社科书和教科书均为填补我国出版界空白之作。譬如教科书，正如盛宣怀所言，比较注重“科学之课程”，也就是说侧重在基础教育环节对学生灌输近代科学知识，着眼于科学素质从小抓起。至于《科学教育学讲义》、《社会统计学》等译著，则是最早介绍西方教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法规大全》在当时汇集西方法规堪称最为详备，《原富》则震撼和影响了几代人。总之，译书院译印出版的图书与同期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科技图书，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
1902年，苏松太兵备道袁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称赞译书院说：“译书院于兹数年，所有翻译东、西图书，考订详明，校印精美，出书既多，用款尤钜，平价售出，海内风行。”他建议朝廷应“出示严禁，凡译书院译印官书，均不许他人翻刻以符，奏案而保版权”。出现盗版图书，虽然侵犯了译书院的利益和知识产权，但也从反面说明，译书院翻译的图书尽管“出书既多”，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致使书商乘隙“故智复萌，妄行翻印”，投机钻营，获得了暴利。西安交大《清代档案开放目录》收录有1903——1904年间“赴杭（州）查办翻印《原富》各书情形”、“呈请转咨湖南、广东两省严禁翻印《原富》”等有关要求打击各地盗版行为的文献10多件，说明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印图书产生了十分轰动的社会效应。
南洋公学自己培养的学生，也为译书院的出版工作作出了重要成绩。《南洋公学章程》（1898）第六章明确规定：“师范院及中、上两院学生，本有翻译课程，另设译书院一所。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馆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福开森回忆《南洋公学早期历史》时说：公学于1897年春季考试招生，录取考生30名，其中有几个是举人，其余均为秀才，是为最早的学生——师范生。汉语教学废除八股文，每周写作文，开设历史、诗歌、英语、经济、自然科学和数学等课程。此外，师范院学生还要承担小学堂的部分教学任务。就在这一年，师范院一班师范生林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在教学实践中，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着手编辑小学教材：《蒙学课本》。他们说：“是编专取习见闻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要使童子由已知而达于未知而已。”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中说：南洋公学《蒙学课本》“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全书共三编三册，第一编为汉语入门，主要是学习识字；第二编有130课，其中故事60课（30则德育、15则智育、15则体育）、物名实字30课，浅说琐记30课、通用便函10课；第三编共130课，包括劝勉格言及通用书信等内容。
南洋公学推出自编小学教科书《蒙学课本》后，其它学堂纷纷效法，从而开启了教科书现代化的进程。一般认为教育现代化，教科书必须满足三个起点条件：（1）必须适应中小学学制的需要，（2）必须适应少年儿童心理和学习的需要，（3）必须反映人类近代精神文明的成果。《蒙学课本》则在全国率先作了这一革命性的尝试，继南洋公学之后，无锡三等学堂、上海澄衷蒙学堂、京师大学堂亦开始自编教材。1903年，张元济辞去译书院职务，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局所长之职，他总结《蒙学课本》以及世面上其它几种教科书的优缺点，拟订了更周详的编写原则，聘请富有教学经验的专家执笔，1904——1908年间出齐了全套10册《最新国文教材》，获得极大成功，《蒙学课本》独领风骚的局面最终才被打破。
译书院在交大百年校史里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却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教育史上占据着光辉的一页。它创下多项中国之最：它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大学出版社，它编出了我国最早的新式小学教科书并被本校和社会上一些学校所采用，它翻译出版了当时最早一批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社科书。总之，它选题既精，出书既多，价廉物美，海内风行。译书院译印的这批图书，对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和思想解放，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了解和学习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及其国民教育，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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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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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霍有光，交大馆藏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概貌及其价值，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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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霍有光，中国古代科技史钩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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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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