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往事

何金茂

我是1946年电机系毕业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我在交大学习、工作了一辈子，对交大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青年时代的许多往事，令人难以忘怀，特别是对老交大严谨的教风和学风，一直保留着非常深刻的印象。

记得当时我读书时，不像现在这个教法。现在课堂上讲得过细。我们大学读书时，老师上课不是照书讲，只是讲清主要物理概念，其余要靠学生自学。当时读书比现在苦得多。最大的困难是英语要求很高，许多课没有中文教材，全是影印的英文原版教材。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什么课，我们交大就开什么课。有的老师用英语上课，如化学老师上课时一句中文也不讲，全用英语讲。钟兆琳先生是我们电机系系主任，他上课是讲一段英文后讲一段中文。微积分和物理课都是英文原版教材。微积分课6个学分，天天做题。殷大钧先生给我们教了两年物理课，用Sears教授的教材。殷先生讲课概念性很强，从几个角度讲一个问题，讲得很透，令学生终生难忘。他经常进行小测验，出题也很怪，如打枪，假如子弹永远回不到地球，需多大初速度?又如甩扑克牌，如果牌不倒，能甩多远? 平时经常小测验，要么100分，要么0分，学生很怕考试。钟兆琳先生课讲得也非常精彩，概念非常清楚。他也经常进行小测验，在下课前5分钟发卷子，只考一个题。大学中还设有国文课，要求也很严，文言文很多。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交大迁往重庆。当时我们住在重庆九龙坡506号房，20多人住一个房间，双人床摆得很密，中间过道只能容一个人通过。当时生活很苦。一、二年级时还能吃饱，三年级时饭也吃不饱(家在沦陷区，钱寄不来)，只能吃贷金。贷金有甲、乙两种。我还参加半工半读，下午四五点钟就到注册组(相当现在的教务处)去刻钢板。当时伙食比较差，菜里很少有油水，眼睛都看不清。我们住在坡下，教室在坡上，晚上端上小油灯(小碗里倒些桐油)去上晚自习。山路很难走，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倒一身桐油。在重庆时，有一年过春节，公布考试成绩，不及格者很多，许多同学看到自己不及格当场就哭了。因为有一门课不及格就拿不到贷学金，就没饭吃，两门课不及格，就要退学。我们年级入学时是70多人，不少同学因生活、身体等各种原因不得不休学，毕业时只剩下30多人了。学生把学习视为生命，个个都拼命学习。

交大很重视实验课。在重庆时缺实验设备，只好利用暑假借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实验室做物理实验和化学实验。日本投降后回到上海，实验条件就好多了，可以3人一组做电机实验。钟兆琳先生很重视电机实验，开了一门《实验工程课》，带实验的助教老师必须认真备课，先做实验。学生必须写预习报告。实验报告要求很严格，要用英文写。

张鸿教授是留日回国的，他给我们教《高等数学》。他课讲得也很好，条理很清楚。后来他任教务长，工作非常踏实，经常到教室听课，到实验室检查实验课情况，与教师交换意见。五六十年代主持交大工作的彭康校长也很重视教学工作，经常到教室听课，到实验室检查工作。

交大对教师要求很严格。在重庆时，有位教热工的教师教得不好，学生不愿听他的课。有一次上课时，只有两位同学听课，后来这位教师被解聘了。在上海时，钟兆琳先生任电机系系主任期间，有位教师课教得不好，也被解聘了。

我还记得在上海解放前夕，交大地下党组织通过学生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会、工人会代表组成了交大应变委员会，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向国民党政府要粮、要钱。我当时是全校讲师助教会负责人之一，在会上经常听到穆汉祥和史霄雯同学发表进步讲话，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1949年二三月份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电机实验室内带实验，突然来了3个国民党军官(都穿军服)，很神气地宣布，限我们3天内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当时交大是上海的民主堡垒，是上海学生运动中心，国民党怀疑交大有共产党地下武装。下午，学生做完实验，老教授居昆(是电机实验室主任)与我们几个人一起研究对策。当时有个电机系学生会负责人主动找我们，与我们几个老师共同研究。第二天我们就不上课了，师生一起很有秩序地转移实验设备。校友史钟琦是钟兆琳先生的学生，在上海开了一家工厂，制造特殊电机，他把仓库和汽车借给我们使用。教师和学生一起动手，边登记，边搬运，很快就把电机实验室的主要设备都转移出去了。在搬运实验设备过程中，学生们出了很大力气。实验室中一些贵重及不好搬的东西，由我们几个人负责，晚上偷偷地埋在地下室，然后把地下室封起来。电机实验室基本搬空了。我们还请了位姓潘的老工人晚上睡在实验室里。我们都疏散到上海同事和亲友家中住。上海解放后 我们又把实验设备运回来并安装好，很快就恢复了教学和实验。居昆教授说：“我们这次转 移和搬回实验设备连一个螺丝钉都没丢掉。”这充分体现了交大师生爱国爱校、追求真理的纯朴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