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交大教授们的优良教风

赵富鑫

1924年我从南洋大学电机科毕业，1925年春回校担任助教职务，这样就决定了我一生为物理教学服务。当时的物理教授裘维裕和周铭两位都是交大毕业后赴美留学，裘读电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周读化学，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二人被聘到交大，开始分别担任电工及化学课，但他们对物理课有兴趣，志同道合，愿意担任物理课程，并参考麻省理工学院做法对物理课进行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尚有担任化学教学的徐名材及担任数学教学的胡明复两位名教授。这样就开始了老交大的基础课改革工作。当时国内工科大学物理只读一年，裘周二位提出增为二年，讲课及实验都是这样。裘维裕与周铭为一二年级讲课，周铭还指导实验，内容除基础部分外，着重于在工程上的应用。我的工作即是协助周铭，准备实验课仪器设备，编写讲义，开出课程，建立制度。我们二人在两年内把全部60个实验的准备工作完成。实验教材是用英文写的，内容丰富，结合实用，有不少还保留在现用教材内。设备除必须向国外购买外，不少是自制的。我在这两年中，也竭尽全力，边学边干，完成任务后，自己在物理方面的业务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克服了求学时以电工课程为主课，在基础课方面造诣不深的缺点，比较容易地改了行。

当时交大的物理课，要求之高，是全国少见的。讲课及实验不分哪个系都是两年。讲课每周四节，实验两周一次三节。讲课由裘维裕及周铭分任，有助教协助，要求很严，阶段测验，每学期就有三次。实验由周铭负责，我与其它教师协助，一共60个，两年做完，内容较多，要求也较严，报告要按一定的规格要求做。其它基础课如数学、化学等也作类似的改革。当时学生深以为苦，但是这种对基础课的严格训练，对学生是很有益的。基础打好了，不仅以后学习专业课较容易，而且以后工作需要改行时，由于基础扎实，也比较容易。这也就是所谓交大老传统，即 “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是历届毕业生所津津乐道的。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些具体规定，现在不一定都适用，但其精神还是应当保持的。

1932年，因与裘维裕分担大学物理课的另一位教授中途辞职，二年级课无人担任，裘维裕就与我商量要我继任，我也觉得义不容辞，就爽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这学期最多时我一周任课22节。交大二年级的物理课程由我一直担任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成为我在交大任课时间最长的课。一年级的讲课开始时由裘维裕亲任，以后由他培养的教师担任，开始是交大毕业的比我低一级的贾存鉴，但贾任期不长，以后由大同大学毕业的沈德滋担任至1952年。我担任的物理课与裘维裕及贾、沈担任的课，都不用现成的教材，而是自己编写讲授提纲，在课堂上用外文讲授。因此我就要用较多时间博览群书，准备提纲及讲稿，通过自学，再加裘老指导，工作得以不至陨越，获得学生的满意。在教学工作中，裘、周两位是我的前辈和良师；而在其它方面，他们是我的益友至交。我得到他们不少的指导，受益匪浅。我从工作开始就和他们在一起，一直到裘老于1950年、周老于1967年逝世为止。我对学生的情况也是比较熟悉的，那时虽然没有提出教书育人的要求，但是每届一百多人，我差不多对每一个人的各种情况都了解，同时也关心他们的思想情况。因此我所教过的学生，毕业后还常怀念到我，其中有很多人大家都比较熟悉，如钱学森、张光斗、季文美、曹鹤荪、张钟俊、张煦等，都是全国知名人士。此外在国外也有不少这一阶段的学生，他们在各个领域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等基础课程的改革，是在30年代交大所进行的教育改革的开始，后来在专业课方面，也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从片面抄袭美国制度转变到结合我国具体实际。

1927年北伐胜利后，学校就由国民政府接收，学校编制及领导也作了较大的更动。学校在过渡时期校长频繁更换之后，由铁道部长孙科兼任校长。不久孙科辞职，由当时铁道部长黎照寰任校长。黎照寰留学美国，很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当时国民党虽然已同共产党分裂，但政治局势比较平衡，对教育工作也比较注意，学校规模有较大发展。从教学工作上看，可以说从1927年到1937年抗战止，是一个黄金时代。黎照寰极力支持已开展的基础教学改革工作，特别是在周铭、裘维裕、徐名材、胡敦复等主持下的基础课教学改革。黎照寰不仅加强基础课的教学工作，而且由于当时大学需有三个学院，就与裘维裕等决定，除原来 的工学院及管理学院外，成立理学院(当时称为科学学院)，分物理、数学及化学三系，由裘、胡及徐三位教授分别主持，裘并兼任院长。在裘维裕的领导下，在1930年前后开始了院的筹备工作，并于1934年开始招生。当时在校物理教师较少，就聘请了私立大同大学教授、当时有名的光学专家胡刚复主持光学方面的准备工作，又聘一位国外专家班诺夫(Banoff)担任热力学及流体力学课，其它课程则由原有几位教师担任，其中有许国保、沈德滋、蔡其清 、赵贻镜、黄志诚、杨景才等。我除了担任二年级物理课外，就总管仪器设备购置工作 ，并在裘维裕指导下准备电磁学实验课程，从仪器购买一直到开出实验、指导学生都由我担任。我那时工作是比较忙的，但自觉这是一生工作的开始阶段，因而很高兴地担任了，而且 工作上 做出了成绩，30年代就被提升为副教授，40年代升为教授，是当时称为“土教授”中较早者。当时还有一起工作的其它教师，因事陆续离校，而裘周二老及我们其他几人一直在校，为交大物理系的建立做出了一些成绩

从一个学工程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改行担任基础课程的教师，通过自学努力，做出了一些成绩，而且在工作中树立起实事求是不图名利的工作作风，这一时期的工作在我一生是很有意义的。

30年代交大教授们的优良教风

高崇龄

每当人们谈论交大的教风时，总要提及交大“基础厚，教学严”的优良传统。确实如此，以30年代为例 ，当时就有许多教授以身作则，奉行这样的教风。裘维裕是30年代国内一流的物理教授，讲课时本着教学必须严谨、对学生要求必须严格的精神，力求做到讲解清楚、语言精炼、由浅入深、循循善诱，习题布置分量很重，但能做到循序渐进、引人入胜。周铭是30年代交大的物理实验教授，主持普通物理实验室工作，并亲自担任普通物理实验的编写和指导。他要求学生先阅读指定教材和资料，写出实验预备报告后，才可以参加实验操作。实验前，有时还要提问学生有关内容，一方面借以抽查学生预备报告是否亲自编写，一方面还可引导学生掌握重点。徐名材是30年代交大的化学教授，一本厚厚的英文化学教科书，读得烂熟，因此该书内容虽多，但经过他的提炼和诱导，却也容易掌握。这里只是在基础课教师中举几个例子而已。

专业课教师中具有这种优良教风的也为数不少。这里我着重举出一个典型例子。马就云是30年代交大电机工程学院担任直流电机、直流电机实验和蓄电池三门课程的专业课教授，我曾经是他的学生，毕业留校后又作为他的助教三年，故对他的教学情况更为了解。他备课非常认真。既重视基础，又结合实际；既循序渐进，又重点突出；既写完整教案，又制简炼教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简炼教卡。那些教卡虽然是在30年代制成的，却有些像是50年后的电脑软件的程序框图，其中有简要文字，有顺序箭头，有主程序，有子程序。他讲课时，语言简炼，概念明确，既讲清来龙去脉，又能化繁为简，同时还配合讲解，在黑板上写上他的教卡程序。学生看完这个程序，便可知道这一堂课的来龙去脉和前后因果，既能使学习较好的学生记下他的全课内容，又可使学习较差学生抄下他的教卡程序，全班皆大欢喜。我认为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能使较好的学生加深理解，较差的学生也易于接受。难怪学生们学习马就云教授所讲的课，大多数成绩都比较好。以我为例，60年来虽然工作范围都属于电信方面，但对直流电机和蓄电池的知识始终忘不了，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马教授教学方法优良的效果。马教授对所担任的直流电机实验也是非常认真负责的。马教授亲自承担直流电机实验室的创建工作，对实验桌、实验墙板及总电源开关板的设计布置都是一桌一板多用，每个实验桌或实验板用不同连接方法就可供应多种实验使用。马教授对实验报告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学生对每个实验所指定的各种教学参考书中的有关章节认真阅读，预先写出实验预备报告，交给助教审阅后再做实验，实验后再在预备报告后面写出实验报告。学生虽然为完成实验花了很多时间，但换来的效果却是更好地掌握了实验理论，更有效地培养了钻研精神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30年代交大的优良教风不仅在大学本部盛行，而且在交大附中也同样盛行不衰。我是20年代末期就学于交大预科部的，预科部就是原交大附中的高中部。当时教我们三角的盛祖钧老师，教我们解析几何的陈怀书老师和教我们物理的贾存鉴老师都是为学生所公认的教学从严、基础从厚、作业从重、结合实际，又能精炼讲解、循循善诱的好教师。物理老师还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钻研精神，我就是在贾存鉴老的鼓励与指导下，在预科毕业时写出万余字的学术论文《重力论》，刊载于交大1933级预科毕业纪念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