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校友
吴志菲
从黄河的龙羊峡、拉西瓦，到长江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祖国大地从南到北各大水电站的坝址，几乎都留下了张光斗的足迹。年轮显示着树木的年龄，而张光斗的人生是以一座座水坝为年轮的。
2002年6月1日，年逾90高龄的两院院士张光斗荣膺第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 奖金100万元人民币。与前三届不同的是，成就奖是在原来奖项基础上首次设立的。为此，他成为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工程科学家。“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奖”、“ 何梁何利奖”、“水利功勋奖”、“哈兹(haas)国际奖”、“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对荣誉，老人看得很淡。他最关心的是还能为祖国做多少工作，“我感到很是惭愧，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感到受之于人民的多，为人民工作的少。”
不尽江河水 拳拳报国心
1912年5月，张光斗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在福山镇海关当过职员，母亲操持家务，兄弟4个，全靠父亲的微薄薪金维持温饱。他的童年时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母亲治家非常节省，每日粗茶淡饭。我总是穿哥哥的旧衣，能吃到一个鸡蛋就是过节了。”张光斗说：“我的童年梦想，就是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欺负。选择水利专业，是认为它可以为民造福。” l934年，张光斗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尔后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出国前，他到国内各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看到各地洪涝灾害频繁，水利事业不兴，人民生活艰苦，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为民造福、奋发求学的决心。
在美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后，他又获得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张光斗婉拒导师的再三挽留，毅然回到了战乱中的祖国。“当时，您在美国的学习环境那么优越，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了国？”张老爽朗一笑。然后，他似乎是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笔者的提问：“为什么要回国？因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对张光斗来说，优厚的物质利益诱惑怎敌得过他对祖国江河的拳拳爱恋。从此以后，张老把自己的一生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人民，奉献给了水电。
提到周总理，张老跷起了大拇指说：“伟大的人。”张光斗家里的墙上，挂着周总理的照片，三峡、丹江口、隔河岩、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照片挂成一排。照片上的周总理睿智、深沉的目光望着远方，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正是张光斗几十年来无比热爱的水利水电工程。1999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张光斗任副组长，每年两次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肩负着“世界一号工程"建设质量检查的神圣职责。这位面容慈祥的耄耋学者，常常头戴颇为醒目的乳白色塑料安全帽，身着似乎不合时尚的略微褪色的蓝色中山服，脚蹬膝盖高的黑色胶靴，迈着稳健的脚步，奔波在喧闹的施工现场，不时挥动那双戴着洁白手套的双手，与施工者进行坦率的交谈；在工地常常还爬脚手架、下基坑，仔细 地检查着混凝土浇筑和金属结构的安装质量。2000年末，张光斗为考察导流底孔的表面平整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硬是在从基坑顺脚手架爬到底孔位置，眼睛看不清，就用手去摸孔壁。他说：“我爬到56米高程，实在是爬不动了，要不然……”后来张老在质量检验总结会上极力坚持修补导流底孔，确保工程质量。三峡总公司总经理、原电力部副部长陆佑楣被张老的精神感动得掉了眼泪。
张光斗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和密云水库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设计、施工，到运行、加固，四十多年来，他始终关心、指导着水库工程的安全运转与效益发挥。到耄耋之年，他关心密云水库情况的心态始终不变，而且是越来越强烈，经常关心密云水库的运行和状况，他考虑事物的惟一准则是人民的利益。他每年几乎都要上密云水库去转转看看，即便有一次发生车祸，差一点翻车，他也从不改变。1993年以后的几年，密云水库水位达到154米以上，是前所未有的高水位，水库所有建筑物开始承受考验。他多次前往工地，逐坝逐物检查观察是否有新情况、新问题。
桃李满天下“当代李冰”誉
1949年10月，张光斗到清华大学任教，并从此留在清华大学工作。他的学生、清华大学水电系教授谷兆棋至今还清晰地记得，50年代张光斗带着他们去官厅水库实习的情景：“当时官厅水库正在施工，由北京到官厅，每天只有一趟夜车，从清华园晚上上火车，于凌晨二三点到沙城土木车站，再搭汽车去工地。火车到土木小车站，站台上只有一间小房，泥地，几平方米，连一个小凳子、一块砖头都没有。半夜三更到了小站，也没法去找工地运输，全队就在小车站上席地而坐靠墙休息，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屋外寒风刺骨。张先生当时近40岁，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每次都精神抖擞地带领大家坐以待旦，前往工地。”
张光斗早在50年代初期，就率先在我国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60年代，他花费大量精力，搜集国内外资料，结合个人多年工程实践的经验，编写了一部《水工建筑物》专著，即将出版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百万字的书稿在浩劫中散失。后经他数年辛勤努力，每日伏案疾书数小时，手持放大镜重新著书立说。他相继于19 92年，1994年，1999年出版了《水工建筑物》上、下册，《专门水工建筑物》三部专著，以此作为他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再次奉献。
历来非常重视教学工作的张光斗，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亲自给学生讲《水工概论》和《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课。他在讲授水工专业课时，十分注意理论的严谨与概念的正确，并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张光斗执教五十余载，学生逾5000人，许多人已成为国家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才。
张老后来虽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但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大河、建设工地，他涉足过无数的江河、闯过无数的险滩。为了查勘到第一手资料，他时常像壁虎一样匍匐爬行于悬崖峭壁，有时甚至露宿荒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没有哪一座重要的大坝遭遇重大技术难题时 ，没有得到过张老的指导；而直接聆听过张老指导、得以在工程建设中攻克难题的中国水利工程师，更是难以胜数，绝不仅限于张先生亲自培育的清华学子。念及张光斗对中国水利水 电事业的卓越贡献，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称赞他为“当代李冰”。无论 是站在三尺讲台，还是攀行于崇山峻岭，无论是埋头搞设计，还是参加国家重大咨询会议，张光斗都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以兢兢业业、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敢为天下先 四次创第一
在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史上，张光斗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位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创下的四个第一，早已得到水利水电学界的公认。
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张光斗一头扎进水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四川，先后负责设计了桃花溪、下清渊硐 、仙女硐和鲸鱼口等水电站，为长寿和万县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这些电站虽然装机容量很小，但它们却是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施工而建成的第一批水电站。这也是张光斗在我国水利水电事业中创下的第一个“第一”。
1951年，张光斗接受了黄河胜利渠渠首闸的布置和结构设计任务，首次在作为悬河的黄河下游破堤取水成功，做了中国人几千年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这是张教授创造的第二个“第一”。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创办水利工程系。张光斗出任系副主任兼水工结构教研组主任。他在国内首次创建了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这是张光斗创造的第三个“第一”。
1958年，水力电力部和清华大学合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张光斗出任院长兼总工程师。就在这时，北京市决定修建华北地区库容最大的密云水库，张光斗是这一水库设计的总负责人。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凡有关设计图纸必须一律经张光斗签字才能有效。根据建设单位“一年拦洪，两年完工”的要求，张光斗在设计中大胆创新，采用了大面积深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高土坝薄粘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技术措施。这些技术都是当时的国内首创，为张光斗的科技生涯创造了第四个“第一”。
敬业倔老头 严谨科学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张光斗曾先后为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新安江、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提供技术咨询，对工程枢纽布置、结 构设计、工程质量提出了许多重大建议。他以科学家的严谨作风和科学态度，不畏压力，不怕权威，直言不讳，成了水利工程学界一位有名的可亲可敬的“倔老头”。
1950年夏季，张光斗陪同苏联专家查勘黄河潼孟河段，研究开发方案。在潼关坝址方案选择上，他同苏联专家产生了意见分歧，并毫不留情地批评苏联专家的想法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当时“一边倒”的形势下，敢与“老大哥”争论，使同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个别领导也批评他不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在这种压力下，张光斗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据理力争。
在筹建和设计葛洲坝工程时，张光斗提出将处于江中的葛洲坝岛炸掉，以增大泄洪闸和大江电站的布置长度。但这样做增大了工程的开挖量。工程局的一位副局长每天晚上拿上一瓶好酒，到张光斗那里软磨硬泡，希望他放弃炸岛方案。张光斗说：“酒可以喝，但岛必须炸。”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光斗的这一方案对于改进枢纽水流河势、保证大江截流和扩大电站装机，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在丹江口大坝的浇注过程中，张光斗发现了工程的质量问题，他当即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及时对大坝采取了停工整顿措施，重新加固了大坝。事后，有位专家感慨地说：“若非如此，将后患无穷。”
在讨论二滩拱坝枢纽的布置时，张光斗根据该工程洪水流量大、且存在泥沙问题的特点，主张采用坝内、坝外多种方式结合的泄洪方案，并形象的将此方案比喻为“不把所有的鸡蛋都 放在一个篮子里。”他的这一比喻被同行专家传为佳话，其指导思想也为以后的许多电站所接受。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