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师生永契”铜匾和纪念四教授

刘其昶

西安交大新图书馆(已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入口处大柱上安放有一题为“师生永契” (Student Faculty Bond)纪念已故四教授的铜匾,系1942级电机系留美某隐名校友所赠。所纪念的四位教授是普通物理教授裘维裕、高等数学教授胡敦复以及电机系教授钟兆琳、马就云。50多年过去了,但他们的形象还铭刻在学生的心中。

裘维裕、胡敦复两位是三四十年代国内第一流教授,但是他们给一年级新学生讲授最基本的两门课程。这两位教授的讲课特点都是教学严谨、概念清楚、语言精炼、由浅入深、循循善诱和对学生严格要求。这样就使初出中学校门对大学学习还处于蒙昧状态的莘莘学子得以在很短时间内适应了大学的学习方法和初步培养了独立工作能力,从而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和进一步明确了学习的目标。

以裘维裕教授为例,一年级学生只要听过他一二个月的课,做过他一二次所发数以百计的习题,经过他一二次测验,简直都会产生“茅塞顿开”和“豁然开朗”的愉快心情,甚至忘记了不久前还在拼搏赶做习题的疲劳和苦恼。记得有一个力学题:一个滑块从一斜面上滑下,求其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做了几天也未做出,原因是这个斜面体也在地面上滑动,在中学物理中,未遇到类似题目,以致无从下手。后来做出了就感到特别高兴,从而对物体受力分析的一些模糊概念也得到纠正。物理实验课要求学生先参考教材和有关资料写出实验预备报告,有的学生甚至洋洋十来页字字端正,犹如一篇论文那样去完成,然后才能正式做实验取得数据并写出实验报告。物理实验的第一课一般是关于“有效数”的试验,这对以后所有实验都加强了“有效数”的概念。物理课习题有很大特色,数量之大每次常以百计,但其编排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颇有“引人入胜”之妙用。每次发下习题同学们经常要精疲力尽地做到深夜, 几个星期才能完成。习题完成后同学们的心情是“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由于这些习题具有 “引人入胜”之妙用,同学们都产生了有“更上一层楼”的愉快感觉。物理课的期中及期末考试均分为理论分析题与计算题两次进行,以考核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和应用计算能力。试题也是由浅入深,有难有易,但内容之多几乎可以说是“残酷”的。一个有充分准备的学生, 尽管一拿到考卷就能顺利答卷,手不停笔很快写出,但写到下课铃响也可能答不完,所以很少有得八九十分高分的人。这样既考核了学生的熟练程度又防止了考试不正之风。

胡敦复教授的教学特点是数学概念清楚,推导明白易懂和密切结合物理概念及应用。他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但他所面对的主要是工科一年级学生,因此在讲课时常以引进几何概念和物理概念的方法来简化某些过分繁复的数学推导过程,从而使学生对抽象的微积分很快能联系到几何问题和物理问题,使学生能惊奇地发现高等数学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种解决科学技术问题的锐利武器,大大开了眼界,数学习题量亦很大但稍少于物理,也有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特点。其应用题很多结合物理问题,有时甚至超于物理课所讲内容,这似乎会打乱课程内容的次序,但事实证明,这一方法能提高学生对物理课学习的效率和兴趣。

交大一年级学生,通过裘维裕教授和胡敦复教授的循循善诱和严格要求,培养了独立工作能力和自学能力,出现了“初登知识殿堂”的良好感觉,从而使学习后继课程更加自觉和努力。一年级学生通过这两门基础课程的学习,不仅是学到了物理课和数学课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了裘、胡二位教授“治学之道”的熏陶,打下了可以说是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扎实基础。此外,也锻炼了听英语讲课,用英文笔记、做习题、写报告和答考卷等。这对一个刚进大学不久的青年学生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飞跃。裘、胡二位教授是当时几十年中代表交大传统“基础厚”的杰出典范。

钟兆琳、马就云是电机系两位主要专业课教授,当年并称一时瑜亮。当时马就云教授讲授三年级电工大意和直流电机两门课程,他的讲课特点是语言简练、概念明确,特别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三言两语讲清来龙去脉,举重若轻。例如在三年级短短一个学期的一门电工大意课程中,他把包罗万象的电机工程诸多内容,概括而又深刻地输入学生的知识领域,使一个对电机工程学一无所知的学生开始登堂入室,并对后继专业课明确了学习方向。惜乎马就云教授在40年代初因病逝世,当时电机系师生深表痛惜,英年早逝,良才未尽,是电机系的重大损失。

钟兆琳教授是一位教龄达60多年的电机工程权威教授,迁校后在西安交大执教30多年。当年他讲授交流电路和交流电机两门课程。他的教课特点是语言生动,重点突出,态度随和,平易近人,没有一般所谓名教授的架子。有时他对已经讲清楚的内容忽然又会不厌其烦地从不同角度再反复讲两遍、三遍,其实这不是他讲课“罗嗦”,而是他讲清课程重点内容之艺术 ,使学生加深了印象。常常有些校友几十年后还会谈笑风生、绘声绘色模仿他的语调来回忆这些情景。钟兆琳教授数十年来驰名国内外,桃李遍天下。例如在美国就有朱兰成(MIT教授,自动控制创始人,已故)、王安(王安电脑公司创办人,已故)、田炳耕(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光通信系统创始人)、陈镐(IEEE荣誉会员,1992年IEEE Kaufmann奖金获得者,西屋公司高级顾问、节能和照明专家)等著名学者。

我国唐代文学家韩愈在他的文章《师说》中给教师下了个很好的定义:“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者也。”他认为传授知识和解答学习中疑难问题只是第二、三位的,传道才是第一位的。教师的传道不同于一般的讲经说道,而指的是传授学生的为人之道。这在古代主要是指教师要通过言教、身教培养学生的道德文章,但这在现代就远远不够了。现代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能掌握现代科学知识,而更重要的是掌握先进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能力,不仅要言教、身教,而且要满腔热忱地培养学生成为对兴旺国家和造福人类具有发展意义的人才。几十年来,交大毕业学生不仅在各个专业领域中有很大发展,并且充分发挥他们所学到的基础科学知识和基础专业知识,在多方面为开辟科学技术新领域而冲锋陷阵,造福人类,成绩卓著。交大为有这些国内外众多的卓越学生而光荣,交大学生亦因曾受到如四教授那样的各位教师严格培养作出成绩而感到自傲。教师作为一个集体和广大学生的心永远契合在一起,这就是达到了“师生永契”的境界。

赠送铜匾的那位校友说:“‘师生永契’铜匾不是一件礼品,其意义是在于促进交大未来世世代代学生和教职员工永远密切相依的关系。学生在校学习虽然不过短短的几年,但教师作为一个集体是他们最亲密的人,他们具体帮助学生成长。50多年前,我在交大的四年学习中,许多人和事都已记不清了,但至今仍有许多关于教师的美好回忆,记忆犹新,如在目前。正是他们,帮助我开发了自己,激励我接受了以后人生中严峻的挑战。‘师生永契’铜匾不只是纪念这四位教授,再过50年、100年后,四位教授的名字可能已不记得了,但他们所标志的交大师生相契合的亲密关系将作为一个传统永远继承下去。这是我作为一个海外校友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