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不亦乐乎——访赵富鑫老教授

聂云章

先生在一篇自传性文章的开头说: 在这几十年中,我历尽沧桑。以时代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国家讲,从一个贫穷落后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贫困大国到各项建设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个人政治思想讲,从一个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到一个紧跟共产党走的合格的共产党员;以工作地位讲,从一个只知教书的教书匠到一个能对党的教育事业作些贡献的所谓终身教授。

的确,当我同老教授促膝交谈的时候,老教授眯起细眼,面带笑容,如同当年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可爱的学生,回忆往事,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而我,面对老教授,如闻尊师教诲,又如同面对一部历史巨著,历史的深刻与凝重感油然而生。

先生1924年从南洋大学(交大前身)电机科毕业,1925年春回校担任助教,从此一生站定物理讲坛而没有离开。当时的物理教授裘维裕、周铭,都是交大毕业后赴美留学取得学位后,志同道合回母校从事物理教学。当时,他们借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经验,改革物理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尚有担任化学教学的徐名材和担任数学教学的胡明复也开始了化学与数学课的改革。这样,老交大基础课改革从此全面展开。物理教学除基础理论外,改革的方向是重在工程应用。当时,先生协助两位教授准备实验仪器设备,编写讲义,开出课程,建立制度。经过两三年的不懈努力,全部60个实验的准备工作完成,实验设备不少是自制的。而且实验内容丰富,结合实用,其中不少还保留在现用教材内。在这场改革中,先生竭尽全力,边学边干,业务水平迅速提高,基础课造诣加深,水到渠成,比较容易地改了行。

先生说,当时交大物理教学要求之高是全国少见的,讲课与实验不分哪个系部,都要学两年;讲课每周4节,实验两周一次3节。对学生要求很严,阶段测验每学期就有3次;实验共有60个,两年做完,内容较多,要求也较严,报告要按一定的规格要求做。其他基础课如数学、化学也作同样的安排。对此,尽管一时学生深以为苦,但是这种基础课的严格训练,对学生极其有用,不仅为学习专业课打好基础,而且以后工作需要改行时,由于基础扎实,比较容易。这就是所谓交大老传统,即“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是历届毕业生所津津乐道的。尤其是这些要求最终要体现在严格考试上,当时学生的淘汰率达到20%。当年的具体规定现在不一定都适用,但它的精神实质还是应当保持下去的。

1932年,先生开始担任二年级物理课教学,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先生讲课同前辈裘维裕教授等一样,不用现成教材,而是自编讲授提纲,用外语讲授。为此,先生要用较多时间博览群书,准备提纲及讲稿,教学水平受到学生称颂。那时没有教书育人的说法,但先生同学生广泛接触,每届100多学生,先生能指出他们的优点、缺点,说出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的性格特点,关心他们的成长。因此,先生教过的学生,毕业后无不怀念尊师,其中著名者如钱学森、张光斗、季文美、曹鹤荪、张钟俊、张煦等。

在30年代数、理、化和力学等课程改革的基础上,专业课也进行了改革,从抄袭美国制度转变为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同时为了完善大学体制,除原有的工学院及管理学院,又成立了理学院(当时称为科学学院)。由于政局相对平稳,从1927年到1937年抗战止,教学工作处于黄金时代,先生从事教学工作实事求是,不图名利,成绩卓著,30至40年代,亦从副教授升为教授。

抗战开始,在8年中,上海先成为处在铁丝网内的“孤岛”,后来又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先生不仅生活上经受困难,精神上尤感亡国之痛。抗战胜利后,先生受各种爱国革命运动启发,从同情革命萌发起初步的革命觉悟。解放后,先生直接受到党的教育,接触工农,终于抛却“君子不党”的思想,加入九三学社,为实现学社“民主与科学”的目标而奋斗,参与政治生活。尤其是迁校后,为了纠正受政治气候影响出现的违反教学规律的作法,先生做了很多工作,对提高基础课教学质量作出了贡献。“这是我一生中所可告慰的”,先生在那篇自传文章中如此表露了心迹。不难看出,先生一生追求的 就是教学质量的提高,没有比这更能令先生宽慰的了。

先生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年动乱中,先生受到批判冲击,但不自屈自卑,认为这种 “不符事实,没有充分理由的批判总是可以弄清的,不必惧怕,也不必丧气。”他对监护自己的同志说:“就是你们要我自杀我也不愿”。身处逆境而信念不移,由此可见一斑。

1970年,动乱风波刚刚平息,学校将恢复教学工作,但尚未正常化,几位青年教师提出试制太阳电池并推广应用,先生虽然身患疾病,但仍积极参加其中,同青年教师一起借用和自制设备, 从各种刊物和学术报告以及各地情报所搜集资料,这些工作对光电池研究开发有较大作用,先生乐此不疲。后来,先生曾同崔容强同志一起编写了《太阳电池及其应用》一书的理论部分, 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光电池教材最早的一本。此外,还翻译了光电池有关教材及论文集。先生是在国内从事光电池研究较早的学者,后来成为中国太阳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77年以后,先生又积极承担起全国工科学校物理教材的编写与审阅工作。1979年原高教部决定恢复各课程教材编审会,先生出任副主任、代主任职,直至1984年卸职,为高等工科物理课程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先生除了上述业务工作外,曾担任不少其他工作,贡献是多方面的。先生历任交通大学物理系主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校分部主任,校工会主席;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物理教研室主任,数理力学系主任,基础部主任,校工会主席;全国高等工科学校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代主任、顾问;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陕西物理学会副理事长;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届),陕西省政协委员(1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2届)及顾问(现改称参议员)等职。先生执教70年,写此文概要介绍先生事迹与高尚品德以为后人楷模。在本文结束时,仍引先生那篇自传文章的“篇末赘言”的几句话作为结束:“一生经过和一些感受尽如上述,在这60多年中,我究竟为国家作了哪些贡献呢?这问题在我心中已存在了好久,想来想去,我主要还是通过教学工作对培养人才作了一些贡献。我几十年中所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由于我教学态度负责,要求一贯从严,因此我教过的学生当时都有些怕我,甚至有些不满,但是工作后, 回忆到由于我要求严而教学态度好,使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对他们一生工作都有帮助,几十年后重见时,他们都衷心地感谢。我也由于他们的感谢而引以为自慰,觉得自己对培养人才确实作出了一些成绩,有些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乐乎之感,而乐于以桃李满天下自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