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交大“政治科”、“政教科”的几点回忆

章德安

我是1950年暑假前来到交通大学政治科的。政治科是解放初交大开展政治教育、讲授政治课的一个机构。当时国文课有“国文科”，英文课有“英文科”，所以，政治课的机构就叫 “ 政治科”。政治科的业务及人事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政治教育处直接管理。当初政治教育处的负责人是汤德明同志(党员、曾在西南联大学习过)，副职是金诺同志(当时为非党员，以后调到上海第二医学院)。我们当时被叫作“政治助教”。当时交大有党总支，书记是陈启懋同志，副书记是祖振铨同志。陈不久即调走，祖任书记。两人都来政治科讲过话、布置过工作。

政治科设在“容闳堂”东边楼梯二楼右边，楼梯左边对称的一间是党支部办公室，对面是会 议室，向里走是陈大燮教务长及其秘书的办公室。

当时政治科的领导人是葛如亮(后调到上海同济大学，已去世)。葛是党员，具体工作由他安排。副职是叶尚思，党员，但1950年秋即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由金诺来我科指派李志材任副职。李是非党员，只负责政治助教的生活等杂事。

1950年政治科除葛如亮、叶尚思、李志材外，还有张志骞、徐问鼎、邹人杰、张启蔚、章德安、黄永年等人，1951年又增加了韩承凯、李建伟(曾任学生会主席)、王荷生等人。现尚在交大的只有叶尚思、章德安了。

政治科的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大致有以下几类工作：(1)组织“社会发展 史”的教学；(2)组织时事政治学习；(3)配合各项运动进行宣传教育。

一、 组织“社会发展史”教学工作

1950年至1952年两个学年，交大学生都学“社会发展史”课，讲课人是从校外请的。1950 年 秋请的是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黄逸峰同志，每周上一次大课，在新文治堂讲，我们政治助教坐在讲台上两侧作记录或者在台下了解情况。黄逸峰同志平易近人，我们这些初参加工作的助教，不论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都耐心解答。黄住长乐路附近一幢二层小楼，宿舍陈设、用具都极简单。他当时是供给制，夫人也工作，按规定请了一个保姆照看小孩。1951年黄因工作太忙，难以继续在交大兼课，推荐俞铭璜代其继续在交大讲授政治课。俞是杭州市委宣传部长，兼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因身体不好正在上海休息。俞住虹口，每次上课由学校派车去接，政治助教在车上顺便向俞介绍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和思想状况；1952年上半年开展“三反五反”和 思想改造运动，政治课就暂停进行。

二、 组织时事形势报告

这也是政治科的一项重要工作，请谁、讲什么都由政治科自定，由我们这些助教去请人。当时交大请来作报告的多数是党政领导，也请过知名的非党民主人士如金仲华先生等。这些领导都很平易近人，请他们来校作报告都很乐意。作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机会，我们去邀请时，他们大多亲自接待，亲自听我们汇报情况。那时交大学生大多十分关心时事，有时临时用广播通知听报告，学生立即蜂拥奔向新文治堂。

三、 配合各项运动开展各种活动

解放初期各项运动较多，政治助教都积极参加，并组织各种活动。如抗美援朝运动，政治科助教不仅组织宣传、积极捐款，还有多人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工作，最后批准的有邹人杰和章德安两人任翻译工作，但临行前华东教育部认为政治助教这支部队建立起来不容易，不同意从政治助教中抽调而未能成行。当时政治科还在党总支领导下组织参加抗美援朝的动员大会的发言，章德安的母亲作为报名参军教工的家长发言，介绍为何同意其独子去朝鲜前线。以后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政治助教均配合党、团、学生会共同组织各项活动。只有土改运动仅请人作报告，未直接参加。

政治科的政治助教，除前面说过的葛、叶二位外，当时都不是党员，但政治地位很高，高校领导听的各种报告，政治助教也都去听，会后如何传达，政治科也常参与研究。

政治科只有一间办公室，政治助教当时集中在这里工作，不上大课、不下班级时就在这里学习。当时学习的主要材料，一是报纸，二是《学习》杂志，三是领导人讲话著作。《学习》杂志是当时最重要的学习辅助材料。那时还不大懂得学马恩列斯的原著，但不久就注意了。当时有一家书店，专卖苏联外文出版局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中译本，可以买到。华东教育部很注意政治助教的学习提高，黄永年、章德安初来时都参加过政治助教暑期的学习。政治助教有很正规的民主生活会，尽管多数是非党员，但要求十分严格。

政治助教除葛如亮为薪给制外，当时都是供给制。1951年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到1952年秋才都改为薪给制。政治科当时除电话外，唯一的财产是一台托人安装的五管收音机供学习 用 ；晚上下班后葛如亮常抱回其宿舍听，早上再抱来。这台收音机花了80多元。当时供给制每月零花钱约为2元，中灶伙食费为1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