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交通大学建校100周年,暨迁校40周年
王则茂
跨进雄伟宽阔而别具匠心的校门，在133公顷广袤大地上，已是楼宇栉比，校舍林立；校园内绿草如茵，松柏竞秀，花团似锦，景色宜人；气势恢宏的图书馆前，气魄浑厚的银幕式喷泉，笔拔挺立的腾飞雕塑，更点缀出气象万千。主干路两旁粗达环抱的法国梧桐，人行道边垂暮的东土樱花，正是迁校40年历史的见证人。优美的环境，为勤奋的莘莘学子，白发萧萧的教授和朝气蓬勃的教职工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科研和工作条件，无愧于宇内知名的高等学府。这些都是交大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值此建校100周年暨迁校40周年之际，回首前尘，记下迁校初期的一些片断。
一、 紧急任务
交通大学的发展和建设，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就在华东文委和华东高教部领导下进行考虑。当时的设想方案基本上是两个：一是在徐家汇原地发展，一是迁到郊区建立新校。但两者都有很大困难。迁到郊区，市政公用设施跟不上，水、电、排水、交通都难解决；就地发展也很困难，交大局限在华山、淮海、番禺、虹桥四条马路之间，全部土地只有600余亩，实际用地仅为312亩，其余都被一些棚户小工厂小商贩所占据，搬迁也非易事。两个方案虽未定案，但倾向于第一方案，即大力拆迁棚户建立教学区，另在周围分散征地修建教工住宅。从1953年开始，实际上已按这个设想进行基建。我们在漕河泾征地建房，搬迁了部分棚户，实践起来困难很大，不仅仅是经费上花钱很多，棚户大多在当地做小生意，迁到郊外后生活来源即有问题，动员搬迁十分困难。尽管如此，还是照这方案进行，在校内拆除了老上院建造新上院，在体育馆南侧修建了新教学楼，在大礼堂以东建学生食堂、宿舍，在虹 桥路分部 修建了大批教工住宅，上海的基建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1955年4月中旬，老总务长任梦林突然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了，交大迁西安，彭校长派我们二人去北京接受任务，明天即动身。”事情很突然，的确毫无思想准备，就这样我随同任梦林同志启程前往北京高教部请示任务。高教部刘皑风副部长接见，大意说：根据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要搬迁一批工厂和学校到内地。现在，东南沿海形势紧张，中央决定交大内迁西安。交大的规模已定为12000。学生，要我们迅速去西安联系。于是我们拿了高教部给陕西省人民政府的正式公函，从北京转赴西安踏上大西北建校的征途。
二、 当时的西安和校址的勘定
当时的西安经济建设还相当落后，尚处在“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的年代。最繁华的东大街，还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电线杆子歪七竖八的竖在马路中心。咸宁路还仅是一条跑大车的土路，确实是“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而给人印象最突出的是乌鸦遍野， 到处黑压压一片，不仅野外，就连新城广场也是乌鸦成群。我们到达西安后，省政府介绍到西安市城市规划局，李局长介绍了西安市的长远规划并派计划科张科长带领我们在东南西三部察看了五六处可以建校的地点。比较下来，我们认为以咸宁路建址最为合适。据当时介绍， 咸宁路即将修建水泥马路并通行电车，北南两方均为规划中的公园。这样距城市中心不太远，交通比较便利，前临兴庆宫公园，环境优美，而又没有工业区的污染。较为理想的是那一大 片土地上，没有居民，可以不需拆迁，这将大大加快基建进度，迎接1956年迁校。而且南面还留有一大片发展余地。我们随即写了报告给彭校长。5月初彭校长去北京开会，以后由京转赴西安视察，并电约朱物华、钟兆琳、周志宏、程孝刚、朱麟五五大主任来西安，共同勘定校址。这块土地上，基本都是麦地，仅有三座苹果园，成丘荒坟，还有一条从西北到东南斜穿的大沟。5月的西安郊野，麦浪临风，一望无涯。看来大家对这一开阔地带都很满意，尤其钟兆琳老教授兴致很高，非常中意。西安校址就这样定了下来。
三、 已被人们遗忘了的“办事处”
校址勘定以后，立即着手筹备进行基建。当时考虑到在西安需要有个立足点，于是在北大街通济坊，化了1万元，买了一所住宅房。这所房子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落，它的主建筑物是半地下式的七开间二层小楼，砖瓦房木地板。前院有三间配房，后院有厨厕，在古老的西安这已经是不错的老建筑物了。以任梦林为首的交大西安办事处就设在那里，成为迁建校初期的作战司令部。迁建校的先遣部队都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派出的交大工程现场设计组也就驻扎在那里进行设计。这所小楼在迁校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以后不知何时却赠送给了市上，非常可惜。时过境迁，现在通济坊又面目全非，当时的司令部，已找不到任何痕迹了。
四、 不走运的时机
校址确定以后，我们随即回到上海编制设计计划任务书，报请高教部审批，并委托华东建筑工程 设计院进行总体规划。当时按照高教部定额，10个学生一亩地，批准征地1200亩。经过规划教学区用地1000亩，二村教工住宅占地260余亩。在西安建校的时候，正值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号召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基建砍一刀，造价降一半。高教部核定我校教学楼每平方米70元，学生宿舍48元，教工住宅50元。因此我校的基建受到经费限制，只能因陋就简，在勉强成房的前提下进行。当时西安市又勘定为8级地震区，砖混结构只能建四层楼，建多层就要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受到经费限制而不可能，因此拟议中的七层中心楼，只好砍为四层，形成矮而宽的体形上的缺陷。其他建筑物也都因此大批造为三层楼，失去了应有的雄伟壮丽，也不够实用坚固，造成长期遗憾。解放初期是全盘学苏，城建主管单位和设计单位都是苏联专家当权的，推行所谓“周边式”，因此房舍都沿马路建造。实际上房舍距马路太近， 噪声影响很大，虽经力争也无济于事。只有中心楼施工放线时，我们偷偷地向内移动30米，蒙混过关。还有，当时的政策对校舍装暖气控制很紧，规定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可以装暖气。黄河以南不得装暖气。我校算在黄河边上，因此批准教学楼装暖气，生活用房不得装暖气。这一极不科学的政策，直到80年代才作了更改。
五、 在风雪中搏斗的人们
1955年5月开始筹备建校，1956年暑假即要迁校，时间之紧迫，任务之艰巨是不言而喻的。基建科的同志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争分夺秒，以无比的热情投入战斗。征地1 200亩在地方党政领导的支持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工作中的艰辛却鲜为人知。记得征地迁坟时，农民拖拖拉拉，以张宗仁同志为首的征地工作组，不得不买了许多肥皂箱，在深更半夜，将死人骨头装入肥皂箱，以待农民领走。个中滋味，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的工程由市建三公司承建。1955年8月，任组扬、童仲达同志带领施工组的同志进入现场，仅仅一年时间要完成11万平方米的任务，才能保证交大西迁，任务极为艰巨。参加施工的2 500工人，没白没夜地干，每天晚上加夜班，过春节也只休息三天，年初四即照常施工。是年冬天特别冷，经常风雪交加，地面积雪盈尺，气温低达 -15℃。施工组的同志们，住在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没有什么人叫苦，没有任何埋怨。大家从不考虑个人利害，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完成迁校任务，支援大西北。在同志们的艰苦奋斗下，任务终于胜利完成了，保证了1956年的迁校。现在40年过去了，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在风雪中搏斗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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