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昕
1995年元月,我们学校顺利通过国家教委预审,作为首批院校进入“211”工程。专家评审意见指出:“交通大学主体内迁西安,学校历届党政领导带领广大师生员工继承交通大学优良传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扎根西北,再度创业。……西安交通大学已成为我国一所基础坚实、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较高,居于国内一流水平,并有较大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学。”听到此番话语,我们这些随校迁来西北,为西北建设辛勤耕耘几十年的交大人心情格外激动,感到了自己的汗水没有白流,所做出的奉献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从而深感欣慰。百年校庆在即,我们难以抑制那回首往事的激动心情。也许那些事并无震撼之力,但毕竟是我们所亲身经历过的。
一、 热血一腔 奔赴西北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改变西北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状况;同时由于台湾海峡形势紧张,蒋介石扬言要进攻大陆,为了保护学校,国务院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当时我们这一届学生还在高中念三年级,已知道交大要西迁,但为什么又要报考交大?我以为这主要是由客观通过主观起了作用的原因。客观情况是,当时我们国家刚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解放出来,人民群众长期盼望祖国繁荣富强的意愿已经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特别是我们党及时提出了五年建设计划,苏联又决定帮助我们建设156项工程,这些工程大部分建在西北、西南地区,而西北没有几所高校,人才的奇缺是最迫切的问题。另一方面,当时人民群众自觉参加建设祖国的热情日益高涨,宣传、教育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全国上下高举祖国的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帜,号召有志的青年要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保卫和建设祖国而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国家也号召青年学习苏联很多为祖国献身的英雄模范,如保尔在艰苦的条件下奋不顾身地战斗,直到瘫痪在床上还在顽强地著书立说,他的一段怎样活着才是最有意义的名言我们这一代人至今都不能忘怀,那就是,“当您临终前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时你就可以说,我把一生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青年人的人生价值——为保卫、建设美好的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已成为社会的主流。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的思想在不断丰富,不断升华。在抗美援朝时,我们大批学生积极报名上前线,在高中毕业分配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青年人志在四方”,青年人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很多同学高考志愿就是以这种指导思想去填写的,我在填写志愿时本来想报考北京地质学院,一心想为开发祖国宝藏献身。当时班主任牛老师找我说:“青年人要到艰苦地方去奋斗,是正确的选择,但不一定学地质,交通大学要迁到西安也是艰苦地方。”由此他介绍了很多交大的情况,诸如国内外著名,师资力量很强,专业齐全等等,使我较多地了解了交大。经过再三考虑,报考了交大,来到了西北。
一个青年学生从繁华的上海要到荒芜的西北(当时都是这样传说)上学,家长普遍是不放心的。自己在理智上想通了,感情上的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但是大潮的影响与理智的坚定,个人的感情与家庭的问题通过多方面工作就比较好解决了。大学毕业时,我们同班同学十几人分配在西北工作,现在多数扎根在西北。我们的一生确确实实献给了这一块黄土地。
二、 艰苦奋斗 再度创业
交通大学迁来西安,再度建设与发展,到目前已成为西北、西南最大的一所高校。教学、科研水平保持并发展为全国一流,学校正在向世界一流学校前进。能容纳2000人的音乐厅——青年之家,能容纳5000人的多功能思源学生活动中心即将陆续建成,美丽的校园,舒适的环境,优越的教学、科研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已经创造,这确实是40年艰苦创业的结果。
我是第一批迁来的学生。在上海读了一年书,1956年从徐家汇车站上车,一列火车把我们全体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经过60多小时带到了西安。当时还没有像样的校门。8月份的西安, 正值雨季,从北门口到学生第一宿舍的路还没有筑好,一条泥路,走上去泥水溅衣。进寝室发现电灯很暗,看电灯泡是60瓦,总务科同志讲,这里电压太低。到了西安同学急于要给家里发电报,通电话,可电话、电报都要上街去打,而且要排很长的队,还经常打不通,为此同学们打趣地说:“学校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
学校除刚建起几幢必要的大楼(中心楼、行政楼还在装修,仅有东区一个食堂和学生宿舍五六幢)外,其它建筑正在施工。从上海搬来的设备无处安放,只能卸在露天地。校园内还是一片荒芜的野地,白天有时可见到野兔,晚上还可听到狼叫。同年级有一位同学晚上从公路学院回校遇到一条狼,那狼一直跟着他到了学校,这位同学很怕,跑回寝室把门关上,狼还用爪子敲门, 一直敲了很久才走开。同学们知道后,晚上再也不敢出门了。
学校原是一大块坟地,现在的新图书馆南边是一条东西向的深沟(深8-9米、宽20多米、长100多米)。因大规模基建,挖出的死人骨头满地都是,同学们开始见了都害怕,见多了,也就无所谓了,有的同学还拿着玩。迁来的第一批学生中约有70%是南方人,教工中约有90%是南方人,来西安后碰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膳食上的不适应。西安面食多,口味重咸、酸、辣,少大米, 缺鱼虾。时间长了,大家很馋,学校对此比较重视,从南方运来了大米、鱼虾。省政府对交大师生也很关心,尽可能照顾,有一段时间把苏联专家吃的大米也拿来给我们吃了。同学们十分感动,有些同学说“国家有困难,我们不能要求太高,要适应生活”。后来多数同学逐渐适应了。特别是常去陕西农村劳动后,不再有人反映不习惯了。
文化生活同上海比差别也很大。在上海,市内文体活动很多,学校里经常有文体表演。每周在文治堂放一二次电影,学生自己的文工团开展得也很活跃。来到西安,尽管彭康校长很重视学生的文体活动,但基础条件太差,校园内还没有绿化,市内文化活动很少。最初学校没有放电影的场地,几个月后才在学生东区的第九宿舍东边辟了一块露天电影场,冬天零下七八度也在这里看电影,直到1957年才建起一个能容纳约2000人开会的草棚礼堂,但仍容纳不了四五千学生看电影。学生文工团没有活动的地方,更谈不上请文艺团体来校表演了。现在校园对面的兴庆公园,当时还是一片麦地,是我校迁来西安后我们师生同西安市民共同劳动建造起来的。为此兴庆公园让我们免费出入了几年。看到这情况,学校也作了不少努力。记得一天晚上 ,学校用大轿车送我们学生到北大街人民剧院看戏,同学们很高兴,然而演的是秦腔(据说毛主席对这剧种评价很高),这次演出水平也很高,但是同学们没有一个会欣赏,特别是老生出场那一声大吼,使不少同学吓得离了场。这使学校领导在演员面前弄得很难堪。还有一次是星期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乘了一列火车到临潼游览骊山华清池。尽管学校尽了不少努力,然而条件毕竟是有限的,仍不能满足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
条件差,各方面的困难很多,但是全校师生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大家面对现实努力创造条件,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基建、总务、后勤部门的同志特别辛苦,千方百计为师生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教师在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电扇的情况下坚持认真备课、教学、答疑,工作之余还要照顾老人和小孩,甚至在1962年国家经济生活困难时期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放松教学。现在的很多教学、科研、实验条件都是通过他们长期辛勤劳动建成的。青年学生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露天电影院,在食堂办起了舞厅和文工团练习室,并自编自演了很多有意义的节目,丰富了学生生活。没有道路,师生们义务劳动,筑起了简易人行道。没有树草,师生们协助绿化工人一起种植,现在东二、东三楼前高大的梧桐树就是当时动力系一年级学生进校时栽种的。现在兴庆公园那些漂亮的假山、湖泊和树木,也都是当年我们很多师生同西安市民一起建造起来的。
今天公园里或许还能找到我们师生留下的不少劳动成果的痕迹。当我们回想过去的艰苦岁月,深感今天美丽的校园,舒适的环境,比较优越的教学、科研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等等都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所创造的一切,发扬当年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再创美好的未来。
三、 又红又专 全面发展
自1957年起,在高校师生中掀起了学生培养目标的大讨论。这一讨论持续了几年。毛主席说:“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劳动者,强调要“又红又专”。学生中提出的观点比较多。有的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又红又专不可能,只能先红后专,或先专后红。又有人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只专不红是不可以的。还有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等。
针对这种情况,陈毅副总理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我们培养出的人才,既不应是空头的政治家,也不应是迷失方向的实践家。学生听了很受启发。胡耀邦同志来陕西工作,在我校原学生活动中心(西区学生食堂二楼)作过报告,他讲到这一问题时说:“红就是红,专就是专”,全面阐述 了红与专的统一性,使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印象最深的是著名核能专家钱三强同志来校, 在原草棚大礼堂里给师生们作报告,结合理工科大学的实际,十分形象地作了一个比喻,他说, 我们培养出的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可用一个标量来表示,它的大小是由两个矢量之标量积决定的。这两个矢量就是红与专。如果一个人根本不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再大的才能也不可能发挥出来,则他的两个矢量之标量积为零;相反,没有一点科技才能,有再高的思想觉悟,也不可能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他的两个矢量之标量积也为零。所以必须又红又专。这一深刻的比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在明确的培养目标下,很多同学积极进取,严格要求自己,部分同学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原数理系就有这样一批同学。如物理11班的女同学郁珊华,她是校学生会文娱部长,社会工作非常繁忙 ,为了组织各种演出,经常工作到深夜,但她体育锻炼和学习一点也不放松。体育活动方面,每次女子短距离赛跑,总是名列学校的榜首。她学习上十分刻苦,经常先把工作安排好,再学习, 有时通宵开夜车,学习成绩始终是班上第一名。力学21班张宇伦是系学生会主席,工作认真负责,有条不紊,十分注重全面发展,坚持体育锻炼,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这些学生到了工作岗位,仍然保持着全面要求自己的思想作风,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多数已成为各条路线上的业务、管理的骨干,有的已成为政府领导。
四、 严教严管 功高利远
学校塑造优秀人才,严格的教育、管理是必要条件。我们刚进交大学习时第一印象就是学校十分重视教学。
选最好的老师上课。我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有不少是教授,基础课有朱公瑾、徐桂芳、赵富鑫等老师,专业课有顾崇衔、陶钟、乐兑谦、董树信、赵卓贤、卢烈英等老师。当时辅导我们的教师,如马知恩、卢振荣、陈人亨等老师现在都已是教授了。他们都是很有水平的教师,教学质量是很高的。
以严格的制度考试。特别是理科专业,学生考进学校的成绩最高,进校后的课程也最重,而对他们的考试要求也是很严的,作弊当然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发生作弊一般都要开除,四门课不及格即退学,考题也比较难。有一次数学专业一个班考数学时,30人仅有5人及格,题是过难了些,后因系领导同老师商量,才以原分数开方乘10作为考试成绩,减少了不及格率。但使学生认识到了在学习上绝不能自满,要更加努力,更加刻苦。所以数理系这几年出了著名的力学专家陈惠波、数学专家屠规彰等并不奇怪。严师出高徒。
学校的学习纪律也是严格的。平时必须按规定听课,交作业,不能迟到早退,学习期间不能违法乱纪,否则教育无效都要受处分,不能恋爱结婚。
严格的管理和高水平的教学,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的人才。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所具有的那种认真负责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都得益于当年在学生时期受到的严格教育和培养。
40年,弹指一挥间,学校经历了再度艰苦创业、不断发展的伟大历程。我们这些当年随校西迁的小伙子、姑娘们,如今都已两鬓苍苍。那些逝去的岁月,充满了我们的追求与希望。虽然我们不再年轻,但我们付出的年华把我们的一生溶入了交大,我们的心将伴随交大永远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