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孟厚
1938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登陆，向南京逼近。当时我在省立常州中学读书，学校停课，我母亲带领一家大小七人到宜兴避难。常州沦陷后，全家辗转到上海法租界找姨夫家暂住。从家乡来人那里知道，常州城内的住宅，已被日军焚为灰烬，只好在姨家住下去。当时省立上海中学已从上海南郊搬进法租界，我和常中同学庄懋年一起转入上海中学。1939年毕业后，通过全国第一次28个院校的联合招生考试，我进入了由徐家汇 迁入法 租界的交通大学土木系，与我一同考进的中学同学有庄懋年、刘启年、程心一、田正平、陆德绥等，全班44位同学开始了大学生活。
当时学校租借了中华学艺社和法国天主教教会办的震旦大学图书馆上部四层楼作为校舍。当时，全国形势十分恶劣，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大家都有“国破家何在，城春草木深”的沉重压力感。加之上海物价飞涨，生活也没有保障。但是教授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仍一丝不苟地给我们上课，布置和批改作业，指导实验，并在课余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才能以技术报效国家。数学老师胡敦复和他的助教莫易教师，一段课下来给我们布置几十道上百道习题，作业往往做到深夜，还有几道难题做不出，睡下来做梦还在想。这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得益不少，因为学习数学是训练我们逻辑思维的最好手段之一。在毕业后的实际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问题时，养成了自己先设想出几种解决途径，一一探索，直到解决为止的习惯。其中包括找参考书，扩大知识面等，实在解决不了时，先请教于同学，再求教于老师或这方面的专家。这种习惯都是在大学生活中形成的。当然除了数学以外，物理课的任务也很重，周铭、赵富鑫教授是我们的老师，大一和大二都有物理课和实验课，是当时全国工科大学中物理学时最长的学校，并且已经接触到一些近代物理的知识。老师们借用震旦大学、上海明复图书 馆等场地为我们布置下一套又一套比较完整的实验，从中学到了取得整理和分析实验数据的方法。有一次我为了一条实验曲线不理想，又重做了一遍，做完才发觉已经下课了。抬起头来，看见门口站着一位法籍白衣神父，手中提着室门钥匙，很耐心地等着我们。我和其他三位手脚缓慢的同学有些不好意思。指导教师杨逢挺教授对我们说：“外国人最守时间，我们又是借人家的场地，一般要按时完成。”从此以后，我们对实验便有了“时限”观念。先把实验方法和要求弄清楚，然后仔细做好每一个数据，决不匆忙上阵以致出了错再重做了。
我对化学课开始不够注意，一是认为化学知识全凭死记硬背，理论性不强；二是用的教科书是美国人Deming氏编的《普通化学》，这本书与上海中学用的化学教本完全相同。当时上海中学为了争取学生的升学率，化学课已用了大学的英文教本。由于思想抛锚，我的化学成绩每况愈 下。寻找原因，发现这本一寸半厚的化学书中，中学里只学了其中一小部分，大学里学的要比之丰富得多，理论性也强得多。于是不得不赶快补学。但是开始基础没打好，只能勉强及格。这真是一个教训。其实现代工程学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化学的基础知识对工程材料、环境工 程等课程都是十分重要的基础，不能掉以轻心。
当时的教授们很多曾经是留学美国的，讲课时至少有一半用英语，教本大部分是英文版。英语课教师是美国人，她对学生很关心，除课本外还教给我们书信、文件的写作方法，并且还指定课外阅读的书籍。如果我们能够达到她的要求，她就直呼我们的名字；如果不满意，便喊“Youngman! ”
三年级开始，到中华学艺社去上课。除了结构力学、大地测量等课程外，其他课程感觉其负担比较轻些，这可能是因为已经熟悉了学习方法的缘故。但是上海环境日渐险恶，一部分同学不得不谋求补足生活来源。我经庄懋年和周瑾同学的介绍，课余在上海智仁勇女中教数学课，并在一个中学生家中当家庭教师，所以时间还是很紧的。有一段时间，忙中偷闲，还参加过由邓伟才、张志炯等同学组织的话剧演出。
同学们的住地比较分散，有少部分外地同学，住在中华学艺社的大讲堂中，床铺排列得十分紧密，很像轮船中的通铺舱。奇怪的是，每只床脚下都填上一个铁皮罐头，一问，才知道是罐口储水，用来隔绝江南特产“南京虫”的(吸血的臭虫)。但似乎这种绝缘工程效果不显著，可能是床铺过分密集的缘故，又因床位有限，一部分外地同学只得合租民屋。刘启年、程心一、屠成钊、朱良忠四位同学合租一间小屋，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常常去玩，室内靠四壁各放一张行军床，中间一张方桌，吃饭和学习都在这张桌子上。学校不供伙食，用一只煤球炉做饭，炉子常常熄灭，不时要重新生火。刘启年同学把用过的稿纸甚至作业本拿来引火，弄得满屋都是烟煤气。我一家七口挤在姨夫家的斗室中，虽也拥挤，但随时能得到亲人的照顾 ，比起他们来已算是好得多了。购买书籍和纸张是经常的必要的支出。原版书很贵，我们只能买国内的影印本，或是老大哥出让的旧书。学校对作业用纸要求严格，有一定规格。田正平同学经常为全班同学奔走，往往能买到全市最低价的合格用纸。同学之间关系十分密切。程心一同学的父亲被日本人抓了起来，庄懋年同学尽力设法援救，徐和生等同学解囊相助。几年前，程心一从美国来西安指导交大和西工大的博士后研究生时，还提及此事，向我校的庄懋年教授表示感谢之意。
当时交大的绝大多数教授都是第一流的，也有少数教师口才不那么好，讲课比较枯燥。自从我自己兼做中学教师之后，觉得要当好一名教师其实不容易。除了精通教材之外还要讲求优秀的教学方法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我发现课上没有听清楚的问题，课后去问老师，老师常常能给我满意的答复，并且能引导我进一步去思索问题，师生间也能进一步沟通了。李德晋教授便是这样一位老师，讲课时不那么吸引人。但是后来才知道，李老师原来是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将军的胞兄，他并没有依仗权势谋取什么官职，而是淡泊自甘，做一位普通的自食其力的教书先生，这使我肃然起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时的大学生活记忆犹新。当年同届和上下届左右系的同学，不断地扩大交往，逢到校庆，都有可能相聚，有的已有几十年不见面了。一旦相遇，情同手足，因为我们都是在交大这个大苗圃中，由敬爱的园丁培育出来的一棵棵树苗。共同的感受——大 家都不能忘记老师们对我们的辛勤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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