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大宗
我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离开了军旅，于1946年初进入交大当助教的，算起来也整整50年了。由于我不是交大毕业的，进了这座著名的学府，自然会有新鲜感，有比较，也能看到 一些为原在本校的人所看不到的特点。
交大传统可归结为三句话：(1)教学上是“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2)德育上是“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3)后勤服务上是“关心群众，勤勉工作， 深入细致，认真负责”。在这50年中，交大经历了三个大的转折，我亲身经历其中的一些事也难以忘怀，从中可以看出老交大的光荣传统。
一
1946年初，交大师生尚未完全从重庆迁回上海。当时钟兆琳教授主持电机系的工作。他约见我谈了半个小时后，就当场决定录用我作助教。事后多年谈起此事，方知他当时看中了我在军队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维修先进电信器材的经验，以此来参加建立交大电信实验室的工作。
进入交大以后，从工作实践中深感交大的“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特色，对培养学生确实大有好处。
过去大学都是四年制，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一般只读一年，二年级就攻读其它课程，而交大物理课要读两年，是普通大学课时的两倍。
交大之所以对物理知识要求特别高，因为工程学本身是物理学在工业上的应用，各个工程专业的基础是物理。 在交大两年的物理课中，力、热、声、光、电各部分课时分量很重，学生学得都很扎实。
赵富鑫教授、裘维裕教授在物理学教学中都非常严谨。老交大物理实验有非常突出的特点。周铭教授设计的物理实验，数目多，要求严，非常重视实际操作。周老先生是学工出身，他特别重视实践，重视操作技能的训练。他的优良传统后来被任有恒和潘耀鲁所继承。潘先生1956年随校迁来西安，不仅把物理实验设备搬到了西安，也把物理实验的优良传统搬到了西安。他把全部心血都用到了物理实验教学上。有一次我在家整理东西，他看到了我保留着的一批在抗战时期读大学时的实验报告，说借去看看。过了几天，他做了一个橱窗，把这些报告轮流展示在实验室，加了按语说：“在抗战时期，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纸张粗劣不堪，但那时学生们对实验报告还是书写工整，图表正规，对实验结果实事求是认真处理”等等，以此来激发学生的严格要求的精神，引导学生认真写好实验报告，真是把教学中的思想工作做到家了。
在上海时，我经常向周铭教授请教，与他讨论问题，并把他和任有恒教授设计的中级物理实验重做了一遍。周铭教授严谨治学的态度和教书育人的风格对我影响很大。
张鸿教授是老教务长，后来任副校长。他对青年教师要求非常严格。一个青年教师需预讲很多次，讨论很多次，直到教研室全体认可了，方能上讲台讲课。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张鸿教授主持我校的教学工作。他认真的工作作风，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领导艺术，对交大教学水平的提高有不可漠视的功劳。由于他的鼓励和培养，我们这一批当时的青年教师才得以在党的培育下成长为当今交大的骨干教师。他时常说：“我们的教师队伍要依靠‘科班’出身的青年人”。他的所谓“科班”出身，就是说我们这辈人，没有留学外国，而是由助教、讲师，从基层的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的有丰富的教学实践，而不是在国外得了学位回国就当上教授的。
交大毕业的学生之所以质量高，是基础课，尤其是物理和高等数学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教学质量上全国公认是交大第一，直到今天，交大在全国高校中基础课教学的质量仍然名列前茅。这与过去的老传统和一代代教师言传身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后来张鸿副校长把交大在教学上的优良传统总结为“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这12个字。
二
50年来，交大的第二个历史转折点是迎接解放。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已使老百姓深恶痛绝 。在知识分子中都把迎接共产党、解放军作为新的希望和寄托。交大曾是上海国统区的民主堡垒，当时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和英勇牺牲的事迹是很多的。这里，我从一件事来侧面看看当时的交大。
1949年，大约4月底5月初，在上海解放前一二十天，学校突然接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命令，说军队要接管交大，限交大教职工和学生3天内离开交大。当时形势很紧张，时间很紧迫，为了不使实验室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破坏，更不能让他们把学校实验器材用于军用，交大地下党组织通过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进步教工和学生秘密转移实验设备和器材。我当时负责电信实验室工作，地下党组织告诉我要设法把实验器材抢救出去。我请示了朱物华教授、实验室主任沈尚贤教授，设计了一个方案：毕业班张志诚同学联系到他家工厂的空仓库，又请了一些搬家用的专用汽车，把设备运到那里藏起来。这一工作从下决心到完成只用了36个小时，主要是学生张志诚与班上同学，我和老工人陆根林参与。为了避开特务的耳目，我们每批10个人，仪器设备登记、造册、装车都秘密进行。共运了十一二卡车实验器材。在抢救转移实验设备过程中，教师、工人、学生配合很默契。实验设备运完之后，我们又偷偷去仓库清点、整理仪器设备。我记得电机实验室比我们晚一天开始，但他们设备更重，也要拆卸，何金茂老师当时出力最多。第三天，国民党军队就进驻了交大。那时所有的实验室都已是空壳，重要的设备已全部运出藏起来。当时何金茂老师和我等青年教师都已成家，自己也有点可怜的小家当，也要在三天内迁出交大去投亲靠友，确实各有各的困难。但当时我们谁都没有先顾自己的小家，几乎没有为此而分心，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实验设备的迁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并没有多高的觉悟，只是感到新中国复兴的希望在共产党，今后我们还要为新中国培养大学生，没有这批实验室的设备是不行的，所以要尽全力保护这些仪器。这是交大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次漂亮的护校行动，也是交大师生爱国爱校、热爱真理精神的体现。
三
50年来交大第三个转折是迁校西安。在迁校过程中，交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和 后勤工作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迁校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并把西安交大办成为全国第一流大学的保证。
交大党政领导的传统是关心群众，勤勉工作，深入细致，认真负责。这里以迁 校前后一些事例来说明这一传统作风的表现。
关心教职工生活，关心群众疾苦，是交大的光荣传统。校领导继承了老八路作风，与知识分子融洽相处。彭康、苏庄、林星、庄礼庭等校领导经常深入教师和职工之中，深入学生宿舍和食堂，了解群众的困难和疾苦，并尽力予以帮助。在上海时，党委副书记万钧同志经常与我们青年教师聊天，有一天正当我们要吃饭，他来到我们家中，仔细看有哪几样菜，看我们吃得怎么样?使人感到很亲切。
1956年交大从上海迁到西安。从生活条件优越的上海来到 当时比较艰苦的西安，这当中每个人都做出了牺牲。但是大家没有怨言，而且心情很舒畅。主要原因是各级领导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生活，把思想工作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
迁校中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周到和细致。在西迁前二三十天，有一个后勤工作小组到每个教职工家中，帮助把搬迁的家具和行李登记、造册、包装、捆绑，为了教工到西安后生活方便，甚至把水缸、煤炉也捆扎好运来，我们自己根本用不着操心。离开上海时，汽车把我们和送行的亲友送到火车站。刚到西安，汽车又把我们送到新的家。我们一到已安排好的房间，发现从上海运来的家具已经整齐地摆好，马上就可以休息。而且每家还分了西瓜。这一切使人感到很温暖。当时教工食堂办得真好，也很方便。吃完签字，月底结帐，在食堂用膳，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还有一件小事。在上海时我已提升为副教授，按当时规定可乘软卧，但到西安的火车只有硬席卧铺车。到西安后，学校还按规定给我们全家补发了软硬卧铺票差价。这虽是小事一桩，但说明领导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
西安交大是在一片麦地上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困难之多，可以想象。为了使广大教职工和学生能专心安定地投入工作和学习，后勤工作和思想工作的保证是十分必要的。交大的后勤工作在迁校前后的年月中是每个亲身经历的交大人所深有体会的。当年后勤工作领导人，在世的尚有于珍甫同志，他们勤勉的工作态度和关心群众的作风长久地留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
时值交大百年大庆。要把交大办成国际上一流大学，要靠全体交大人的共同努力，尤其要靠年轻一代的努力。要重视和发扬老交大的光荣传统，要处处关心群众的思想和生活，尤其要爱护和调动青年教职工的积极性。深望西安交大新一代领导人能继承发扬交大优良传统，把西安交大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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