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再掀瓜分中国狂潮，国人历尽屈辱，终把救亡之希望寄于开办新式教育。为缩小与世界差距，吸纳世界先进科技和文化思想，聘请“洋先生”成为清末各高等学堂办学最直接、最有效举措，洋先生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南洋公学创建，聘任首位“洋先生”福开森，到1921年正式组建交通大学之前，我校前后历经25年，共聘任外教29人。其中，南洋公学时期7人，后一时期22人。从国别看，德国1人，为法文教员；日本3人，为公学日文教员；英国4人，2人为童子军教练，2人为航海科和电机科创建时首批专业教员。其余22人均为美国人，占外教之主体，分别任教理财、法律、外交、政治、英法文学、电机、航海、铁路、土木、管理以及体育等课程。出现这一现象，与我校办学以美式教育为主有十分密切关系。
在学历层次方面，洋先生们大都是学士学位，仅有3人获博士学位，且均为非工程专业；专业分布方面，受办学目标调整影响，公学时期侧重法政、经济、外交和文学等，后一时期侧重理、工；毕业院校看，美国知名工科大学居多，如威斯康星大学有7人，康奈尔大学有2人，两校均以电气工程、机械等专业闻名；从履历看，洋先生们都有丰富教学经验，部分外教专业突出，如电机科外教谢尔顿原为威斯康星大学电机科科长，汤姆生为纽约电器实验所工程师，海腾为美国电机专家；从任教时间看，超过4年者有11人，其中，土木科的毕登和电机科的谢尔顿任职时间超过10年，后者前后任教17年，系老交大任职时间最长的外教。
我校作为师范教育和工程教育的开创者，洋先生功不可没。如福开森对公学西学道路的开辟之功；海腾、谢尔顿、万特克，毕登之于我校电机科、铁路（土木）科创办及其专业建设的影响尤甚，为后来工科大学的创建做出重要贡献。除参照欧美大学章程，编订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外，洋先生还积极投身实习工程建设。如1910年，谢尔顿首推国外实习工程，将我校第一届电机科毕业生送至美国各大电厂实习，此工程渐成我校惯例。1913年，谢还亲自主持扩建电机试验场工作。朴尔佛在1913年还主持修建了材料试验厂。鉴于贡献，北洋政府嘉奖海腾、谢尔顿，授予其“五等嘉禾”奖章。
洋先生事迹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洋先生的事业心，当然也离不了掌校们不卑不亢，严格管理和优厚待遇；再者，国内形势使然，清末新式教育初兴，国内尚无良师可用，至民初，我校留学人员学成归国，不断补入教员队伍，才真正改变“洋教员半边天”的局面。
参考文献：《交通大学校史》（1896-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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