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国务院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经过选址和初期基本建设，1956年7月至8月，第一批教师、职工和家属，以及学生近4000人离开繁华的、而且是他们生活和工作了多年的上海，迁往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安，开始了这所著名老校在西北的又一次创业。
1957年春，在国际形势出现缓和、国内工业布局和建设进度重新调整的新形势下，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地的师生员工围绕一年来的迁校工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曾使迁校工作暂停，西安新校区的基建也一度停止。迁校究竟对不对？是坚持继续迁到西安，还是撤回上海？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交大人和各级领导面前。
由于交通大学迁校西安是中央的部署，涉及的不仅仅是交大本身，也牵涉到地方和许多部委，因此，围绕迁校问题的争论，引起了上海、西安两地领导、中央各部委乃至国务院的重视，甚至惊动了周总理。国务院和高教部都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周总理非常关心交通大学迁校西安的问题，除参加国务院会议讨论外，还亲自听取教职工代表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的意见，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交通大学的西迁才得以顺利进行。
1957年6月4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邀请了上海、西安两地交通大学师生的代表、迁校涉及的有关院校的代表以及高教部和交大的领导同志，反复交换意见，周总理还就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作了长篇精辟的讲话。周总理在会上循循善诱地引导与会同志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认真对待发生的问题。他表示，交大迁校问题到了国务院这一级，是一个典型问题。在说到为什么会有交大内迁及迁移发生的问题时，他指出，看问题不能离开当时形势和历史发展。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必要的。1956年，从十大关系、新形势安排，是可搬可不搬，也可以由交大支援一部分。但是，交通大学在西安已招收了2200名新生，西安校舍已基本建成，家也搬了一半，造船学院也分出来了，总理引用程孝刚教授的话说，现在是“骑虎难下”。这些困难是由国内外、校内外许多原因造成的，影响很大。但我们不能从哪里来还回到那里去，不能否定一切，不能否定院系调整的正确方针。交通大学迁校的问题如何解决？周总理明确指出，着眼点还是要根据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
在讲明大道理的同时，周总理特别强调对迁校工作应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用总理自己的话说就是，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考虑到，而且，将来是“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交代的”正因为如此，周总理曾连续三天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座谈会从下午开到傍晚，又持续到次日凌晨。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又正值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刚刚付诸实施，周总理国事繁忙、日理万机，可他却以大量的精力来亲自处理一个大学的迁校问题，又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表现了他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和以理服人、细致入微的工作风格。
本文节选自西安交大党委《总理关怀励来人 扎根西北展宏图——深切缅怀周总理对交通大学西迁与发展的关怀》，原载于1998年3月5日《西安交大报》。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