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校建设的进度和当时的情况,1956年只有机械系、动力系和运输起重系仍留在上海待迁。1957年“反右”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决定运输起重系不再内迁;机械系则一分为二,大部分迁往西安,因为有的课程西安部分力量较为薄弱,为培育新人,留上海的教师也需安排一定时间到西安上课。同时决定组织机械系的老教师由系主任郑家俊教授带队到西安进行实地考察。为了使思想工作更有针对性,我也随队一起到西安。
在考察中,我们看到了西安各方面的条件如生活、供应、服务、市政建设等与上海的差距很大,但从上海配套迁来的理发、洗衣、印染、服装、钉鞋、煤球厂等后勤设施,大大地方便了师生们的生活,而且陕西省和西安市对交大西迁给予的大力支持,不但在家属区开办了商店、蔬菜店、粮店、邮局、银行,而且为照顾南方人的生活习惯,还在粮食定量中供应90%的大米,这在当时大米很少的西安是很不容易的。对此,大家的反映很好。
在参观中,大家感觉到当时的西安作为一个古老的城市,虽然还没有太多、太像样的企业,但它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东郊有纺织城,西郊有电子城,沿浐河西和北郊、西郊的军工企业都在建设之中,东西南北到处是工地。我们参观了华山机械厂正在建设的厂房和离西安不远的河南洛阳正在建设的拖拉机厂、重型厂等企业,深切感到这些未来的大工厂,将是机械系各专业进行实习和科研的最好基地,当时就连上海也没有这么大的工厂。这使前来参观的教授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并对西迁表示支持,为机械系大部西迁打下良好的基础。
大家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交通大学新校园,它不但大,而且整齐有序,各系都集中在一起,机械系的教学、实验和科研实习都很方便,条件远比上海的老校址好,是做学问的好地方。这不但使准备西迁的教职工感到高兴,也使短期支援西安的教师有了安定感。
通过这次参观,大家都认识到西迁是机械系全体同志的共同责任,留在上海的老教师不但纷纷表示积极支持西迁,把西安的专业搞好,而且在实验室的设备、材料、资料等方面都积极地给予支持。
系党总支的同志根据党委的要求,积极深入到内迁西安的老教师家中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各方面的困难;对留在上海的教师,特别是对要较长时间到西安工作、讲课的教师,通过谈心的方式,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
在西迁人员的安排上,当时的原则一般是根据需要和自愿相结合,同时考虑老中青的合理安排。当时金相专业教研室主任周志宏(冶金行业的元老)教授和实验室主任周惠久教授,在科研中属两类观点,即以周老为代表的冶金观点,以周惠久教授为代表的实用观点。西迁时我们选中了周惠久教授。先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西迁,他表示愿意西迁并想按自己想法搞一番事业。总支同意他的意见,经专业党支部研究,都赞成周志宏留上海,周惠久迁西安。对其他主要教师,则根据需要和自愿确定。
机械专业的师资力量比较强,陶钟、沈长朔都是跟苏联专家学习的,当时决定沈留上海、陶迁往西安。顾崇衔教授在教授中是比较年轻的,他主动要求来西安,乐兑谦、金精也都是举家西迁,还有一批教师如史维祥、屈梁生、赵卓贤、周继洛等也迁西安。
实际上,机械系1956年便在西安招一年级学生了,系副主任庄礼庭同志已先期来西安主持系里工作,总支则由调来学校的陕西籍干部杨力同志任书记。我和家属同全系西迁的教师一起乘火车于1958年8月来到了西安,扎根在西安交大。
节选自彭彬《机械系西迁》,《交通大学西迁回忆录》(祝玉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