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建校85周年暨迁校25周年际，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发表重要讲话，特别提到了我校的两位教师，称赞他们是“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的杰出代表。其中一位是青年教师孟庆集，另一位则是不图安逸生活享受，谢绝香港亲友的劝说和挽留，坚决返回母校，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艰苦奋斗，并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教师杨延篪。
杨延篪出生于香港，因不愿接受殖民地教育，只身赴沪，于1947年考入交通大学航空系，毕业前夕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1954年转业后回母校任教，1956年随校西迁。
青年时的杨延篪心怀民族大义、报国之志，长途跋涉回内地求学。不想却就此与家人关山阻隔，近三十年音信全无，未见一面。即便如此，“文革”中还是因这层“海外关系”，使他蒙受“特嫌”之名，受到很大冲击。
1978年，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惠及民众。杨延篪给久未谋面的亲人寄去家书，除絮语亲情外，还写道：“多年来，我最值得自豪的就是，我是和全体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过来的。虽然我们的生活比不上你们，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是幸福的。我们总算为祖国今天的富强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寥寥数行，凸显其未改的初衷和坚定的志向。
杨延篪的父亲一直经商，兄弟姐妹也都学有所长、生活富裕。1979年，杨延篪率家眷赴香港探亲，家人极力挽留他在香港定居，并许诺为他提供现代化住房、高薪职位、欧美发达国家签证等等。面对至亲的体恤关怀，杨延篪质朴地回答说，“我什么都不要，我要的只是祖国的富强。能为她的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是最大的幸福！”杨延篪不仅心里这样想，嘴上这样说，行动上更是这样做的。探亲结束后，如期回到学校，他便一头扎进了之前已初见成果的“机床切削理论研究课题”中。此前，他与人合作的学术论文已被中国机械加工学会第二届年会评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在英国伯明翰第二十届国际机床设计与研究年会上交流。这是中国的研究成果首次展示于国际机床动力学术界。
1980年，杨延篪被派往由国际知名的机床动力学权威托贝斯教授主持的伯明翰大学机械系进修，研究课题是“用微机进行铣床动态验收试验”。微机对于杨延篪来讲几乎从未接触过，更不用说用它来编译程序了。托贝斯教授担心他难以完成任务，建议其订购编译程序软件。但杨延篪却认为，“我是中国学者，为了祖国的荣誉，我必须拿出成绩来，表明中国学者是有能力的。”于是他谢绝托贝斯教授的好意，竟从最简单的编程指令学起，终不辱使命，不仅在进修一年中顺利取得课题成果，还受邀指导该校的研究人员。
1981年11月9日，伯明翰大学公报上报道该校机械系与西安交大订立合作协议一事。报道中，托贝斯教援称赞中国学者“非常能干而且勤奋”。他断言“再过二十年，中国人会成为西方可怕的竞争者"。所有这些评语，都表明我们在国外的学者用自己的行动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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