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许多开创性贡献。
美国人说：他的价值能抵5个师兵力
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在望，钱学森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开始准备归国。
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他这个要求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也是到1949年秋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的“戈达德教授”职务时才辞去的。
钱学森对妻子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怀孕，行动不便，等孩子生下来，我这个学期的书刚好教完，那时我们就回祖国去。”
但到第二年，美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办公室，说钱学森1930年代的朋友、加州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的聚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小组会议。在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的名字，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于是，他们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1950年7月他们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
钱学森决定马上以探亲为名回国，并订了飞往香港的机票。
但是，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中国。”
曾遭莫名指控，毅然回国报效
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钱学森被捕入狱，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监狱里。经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他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一张海外华人的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报道，其中有他们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求是书院”读书和教书的时候就认识陈叔通，两家人可谓世交。
这消息使他们十分激动，于是他们写了给陈叔通的信，说他们“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蒋英把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周恩来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当场宣读以后，约翰逊哑口无言了。他立即要求休会，并请示美国国务院。据一份资料透露，国务院又请示总统，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让他回去吧！”美国政府才允许钱学森回国。
1955年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了。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钱学森心情很好，他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重压之下，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
1965年5月4日、5日，中央专门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8月9日、10日召开第13次会议，原则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由于建造人造卫星的建议是钱学森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工程代号为“651工程”。
但是，卫星工程上马不久，就赶上“文革”。中国科学院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首当其冲受到破坏。为了保证卫星工程顺利进行，1966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将卫星研制任务改由国防科委全面负责。
1968年2月，国务院明确指定：“651总抓，由国防科委负责，钱学森参加。”所以，在651工程中，钱学森实际上是担负大总体，即星—箭—地面系统三大方面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
在运载火箭方面，钱学森提出了一个更为快捷的实施方案。他不主张专为发射人造卫星设计研制运载火箭。他建议充分利用已有导弹和探空火箭的技术基础，将二者结合起来，组成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他认为，走这个路子可以大大缩短研制时间和人力物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研制思路是完全正确的。
但由于“文革”的干扰，一些领导干部和老专家被打倒，七机部两派斗争十分激烈，甚至派性斗争也渗入到技术工作之中，常常使研制工作无法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1968年2月8日，国防科委召开651工程会议，会议决定各单位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并指定钱学森去七机部一院动员。
2月9日，钱学森在一院召开了“东风－4号”和“长征－1号”动员大会。他刚一开始讲话，就有一个“造反派”站起来打断他的讲话，说：“你们名义上说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是以生产压革命，阻止我们对聂荣臻的批判。”
钱学森立即提高嗓门说：“我今天是受毛主席、周总理委派来召开这个大会的。651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这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最大的鼓励，也是最大的鞭策。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抢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东风－4号"和"长征－1号"任务。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闹派性，影响了卫星上天，那就是政治问题，是对毛主席的不忠。”他的话一时间把那些还想“造反”的人镇住了。
按照钱学森的部署，6月下旬，为解决滑行段喷管问题，七机部一院进行了滑行段晃动半实物仿真试验，结果出现了晃动幅值达几十米的异常现象，科研设计人员十分震惊。
钱学森亲临现场，他十分有把握地认定：“滑行段在近于失重状态下，原晃动模型已不成立，此时流体已呈粉末状态，晃动力应该很小。所以地面上进行的这种模拟试验，并不代表空间运行的真实情况，不会影响飞行。”后来多次飞行试验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经过艰苦的工作，1970年元月，“东风－4号”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
在卫星方面，钱学森的任务也十分繁重。他在“文革”的高潮中出任空间技术研究院（按新编序列是“五院”）院长，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第一颗人造卫星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颗“政治卫星”，所以对钱学森压力最大的，莫过于“一次成功”的要求，要一次成功地送上天，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让世界人民听得到，看得见。周总理也多次要求，要过细地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为此，钱学森多次听取汇报，不厌其烦地将每次汇报中所反映的大大小小所有问题都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并一一落实解决。
1970年4月24日，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李福泽、任新民、戚发轫等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重173公斤的卫星发射成功。这颗卫星向全世界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1970年“五一节”的晚上，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等科技人员，应邀上天安门楼观看焰火。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当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临北京上空时，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一下子平静下来，当他们真真切切听到人造卫星从太空播放出他们熟悉的“东方红，太阳升”乐曲时，广场上立即爆发出“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主席和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热烈鼓掌。这意味着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新中国真正地强大了！
当人们尽情地欢呼歌唱时，钱学森却悄悄地退到了后排，站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连毛主席回过头来，都没有找到他。他一贯坚持认为，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他个人只是沧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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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与钱学森的对话
96岁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之一。2007年8月3日下午4时许，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钱学森家，看望这位为我国的火箭、导弹与航天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老科学家。两年前总理看望钱老的时候，他当面向总理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
“您上次说的两条意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温家宝告诉坐在病床上的钱学森：“我每到一个学校，都和老师、同学们讲，搞科学的要学点文学艺术，对启发思路有好处。学校和科研院所都很重视这个观点，都朝这个方向努力。”
“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钱学森很有信心地说。
“您讲的话我都记住了。您这次讲得比上次又要深一些。我们要超过发达国家，就要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上下功夫；就要重视教学的综合性，培养复合型人才和领军人物。只要坚持下去，一年看不出效果，几年后总会有效果。”温家宝的话语，坦率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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