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戎装，满面春风，钱学森委员在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科技组下榻处热情地接待了记者。
钱学森在1955年10月回到祖国不久，曾参加过全国政协二届二次议。1959年，他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便离开了全国政协。如今，时隔二十七年重返政协，钱委员有何感想呢？一席长谈，钱老“有喜有思”。
“喜”的是回到了“老家”，“喜”的是形势。钱学森在政协里有许多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他重返政协，就象回到老家一样，感到亲切、喜悦。钱学森听了赵总理的报告，几天来参加科技组讨论会，他把现在国民经济的形势和政协工作的情况同二十七年前作了对比，感到我国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民政协有了很大发展。政协工作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形势好，人们的心情必然好。他在小组会上一次发言结束时说：“我要在今后尽一切可能，为人民服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托付。”
钱学森的“思”，除了希望科技人员站得高、看得远、做得实之外，主要是一件事，即把系统工程的科学引进到政协工作中来，以便充分发展“人才库”的优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钱学森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他才气横溢，在空气动力学、火箭推进理论等学科取得杰出成就，他还开拓一些新的科学研究领域。近年来，他曾多次著文或演讲，论述“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提出“关于在国民经济中运用社会系统工程方法的设想和建议”。他还甘为“人梯”，扶持青年科学家把系统工程的科学原理应用到人才开发、农业生产、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去，并取得可喜的成果。这次重返政协，他充满信心地对记者说：“邓颖超主席在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说：‘政协组织拥有密集的、多学科的、高水平的、经验丰富的人才，是综合性人才库，这些人才虽在所在单位都各自起到一定作用，但其作用属于个别独立的，条条专业的局部作用。按系统工程学观点，局部功能的总和小于整体功能，因此，政协综合人才库的优势，目前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是宣传系统工程的，一听这段话高兴极了。按照邓颖超主席的意见，委员们个人的建议是‘零金碎玉’，如何汇总出一项项科学的蓝图，有长远的，有近期的，供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时参考，这是个很大的事。政协把这事办了，就能更好地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我现在想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说到这里，钱学森讲了一件事：前两年，为分析供应城镇居民的粮、油、猪肉“倒挂”的钱由“暗补”变“明补”的可行性，国家有关部门曾邀请一些专家座谈，这些专家都从自己的接触面发表意见，个人的结论都留有一定的“活口”，因为意见只是定性的，不定量，说不准，这就使国家感到没法拍板。后来，国家体改委决定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把这些专家的意见拢在一起，具体工作请航天工业部710所运用系统模型和大的电子计算机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报告中的意见。这份报告和航天工业部710所都受到赵总理的表扬。
钱学森是参加了这项工作全过程的，他为这项价格改革的出台作出一定贡献。他认为，政协充分发挥作用，提供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的建议或提案，不光是有定性的分析，更主要的要有定量的分析。他说：“有了全国政协二千零二十位委员的各种角度的专家意见，最怕的是不能综合，没有定量的分析。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里，提供给决策的方案好一点与差一点，差别大极了！要把这项工作统好，必须应用系统工程的科学。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设备条件和智力程度都达到了，只要条件具备，就有这样做的可能性了。当然，从可能到实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要努力促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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