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校友
蒋 兵
一位儒雅长者冒着40摄氏度的酷暑上门，微笑着递上名片……
“我叫黄旭华。”在招待所门外敲门的是一位儒雅长者，个头不高，目光如炬，两鬓华发，年近七旬。笔者刚开门，他便微笑着向我伸出手自我介绍了。
呵，他还是在“火炉”武汉顶着室外40摄氏度的高温来的！尽管临行前曾与黄老电约过，再三请求他不必亲自上门，待笔者抵达后立即拜访他。可他还是来了，他说是怕笔者找他，经过门卫时遇到麻烦。
黄老完完全全是一副典型的武汉人夏天的打扮。其实，黄旭华并不是武汉人，他还是我们广东老乡哩——1926年3月，他出生在海丰县一个医生家庭，194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走在大街上，黄老与许许多多退休的老干部、老工人没什么两样，谁能想到他会是中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
然而，他递过来的名片确实清清楚楚地印着：“中国工程院院士、0九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研究员”。
“0九工程”？噢，明白了！
赫鲁晓夫的傲慢，让毛主席一言九鼎：“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核潜艇研究所的接待室里，黄旭华缓缓地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那里面装的，都是有关中国核潜艇发展的“秘密”。
潜艇，有“水下幽灵”之称。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海上战争的面貌。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首次用于实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潜艇在海战中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据统计，盟国被击沉的运输船只，超过一半是纳粹潜艇所为。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常规潜艇并不是真正的“潜”艇，实际上它只是可以短时间在水下航行的水面船只。常规 潜艇在水面航行时可用柴油机作动力，在水下航行时只有以蓄电池为动力。但蓄电池只能为在水下全速航行的潜艇提供半小时航行动力，超过半小时，潜艇必须浮上水面利用柴油机为蓄电池充电。而在反潜技术日益发达的现代战争中，潜艇一旦浮出水面无异于自我暴露，这给自身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危机。因此，当核动力技术出现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立刻竞相 发展以核反应堆为动力的潜艇——核潜艇。
1954年，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美国的“鲜鱼号”下水，标志着潜艇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核潜艇每换一次核燃料，可以绕地球航行几圈；第一次潜航——从入水到出水，可长达90天，即到艇员所能承受的生理极限为止。可以说，当核潜艇出现时，“潜艇”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潜艇。
1958年，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报告请求发展核潜艇，报告很快批下来，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马上进入准备状态。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中国提出希望苏联帮助发展核潜艇。赫鲁晓夫的态度非常傲慢，说核潜艇在技术上非常难，花钱非常多，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 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毛主席听后，说了一句至今为核潜艇战线职工们所津津乐道的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从此，中国走上了独立研制核潜艇的道路。
一艘美国核潜艇玩具模型，被设计人员拆了装，装了拆；研制工程上马——下马——上马
中国要搞核潜艇，当时还是白纸一张——只有黄旭华等少数人参加过1954～1958年间由苏 联提供图纸的我国常规潜艇的仿制工作，至于核潜艇是什么样的，大家都没见过。研制人员对核潜艇的认识，全来自于总参一位同志在香港买的一艘美国核潜艇玩具模型。大家把它当作宝贝，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至于“真家伙”的具体数据和内部结构，则一无所知。当时困难之大，今天很难想象。没有试验用的风洞和大型水池，没有90厘米厚钢材的加工设备，甚至连核潜艇专用的特殊钢板的研制工作也没有开始，尤其关键的是：我国核工业尚未取得 突破性进展。1963年，核潜艇工程不得不暂时下马。翌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1965年春节，黄旭华向有关部门写报告建议恢复核潜艇研制。中央很快批复同意这项工程重新上马，黄旭华被任命为专事核潜艇总体设计的六机部七院十九所副总工程师（没有正总工程师），在此之前的1961年，黄旭华已被任命为海军研究室副总工程师（没有正总工程师）。实际上，他就成了我国核潜艇研制的主持人、总设计师。
一步到位拿下“水滴型”设计：算盘、计算尺攻下几万个数据；度过“文革”最艰难时期， “长征1号”下水
我们的核潜艇要搞哪种形状的？“大当家”黄旭华走马上任就首先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常规潜艇大部分时间在水面上航行，一般采用线型设计；而核潜艇大部分时间在水下航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水对潜艇的阻力，必须采用水滴型设计，但水滴型的设计会使核潜艇的操纵性差一些。为了稳妥起见，美国在核潜艇的外形设计上采取了分三步走的方法，先搞一条线型的核潜艇；再搞一条水滴型的常规潜艇；在取得经验以后，再搞水滴型的核潜艇。开始，不少设计人员也主张按照美国人的搞法分三步走。但黄旭华认为，既然有了别人成功的经验，我们就不必再一步一步地跟随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应该充分相信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他带领设计人员一头扎进风洞和水池实验室，获取了几万个有关数据，终于解决了核潜艇的操纵性问题。于是，我们的核潜艇外形设计一步到位，搞出了水滴型的。回忆起搞核潜艇研制的那段艰辛岁月，黄旭华仍然感叹不已。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成千上万个数据就是由算盘、计算尺一个个算出来的。为了一个数据，经常工作到深夜。那时候副食供应也很差，每人每月两斤大米，两斤标准面粉，其余都是粗粮。餐桌上不仅肉不多，就是青菜也很少。黄旭华至今仍记得研究所食堂最常见的菜谱是：中午辣椒炒茄子，晚上茄子炒辣椒。研究所和核潜艇制造厂之间原先还有班车接送，“文化大革命”一来，连班车也取消了，设计人员要去船厂只好步行。许多设计人员白天挨批斗，晚上加班加点搞设计。连总设计师黄旭华也在1968～1969年间关进“牛棚”被罚养猪。就在核潜艇研制受到最大干扰 的时刻，“尚方宝剑”到了：中央发出了关于保证核潜艇研制工作正常进行的指示。此后，核潜艇的研制进程大大加快。1968年，核潜艇建造工程正式开工，1969年进行了水压试验，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航，整个研制速度大大超过了美国研制核潜艇的速度。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被命名为“长征1号”的鱼雷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使用。从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1981年，我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也顺利下水。
核潜艇的研制，涉及全国24个省的2000多家工厂、研究所及大专院校，黄旭华作为总设计师，宛如一个大型乐队的指挥，只有精确地处理好每一个音符，才能使乐队奏出最辉煌的乐章
黄旭华的“指挥”艺术是一流的：第一艘核潜艇的设备达4.6万多台，管道长达120公里，全部是国内制造。某大国的核潜艇在水下潜航80多天以后，有的艇员最后只能被抬出核潜艇；而我国的核潜艇在水下航行90天，艇员们仍能精神抖擞地走上码头。这充分表明，我国核潜艇的质量是一流的！
作为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历尽千辛万苦的人，黄旭华对人生有独特的阐释：“在事业上，我是永不满足，寸步必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个人生活条件、物质待遇方面，我的座右铭是十六字：与世无争，知足常乐，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在事业上，黄旭华可以说是“入世”的，是永远大胆地进取；在物质享受上，黄旭华是“出世”的，总是以别人为先，而自己总在后面。这需要有多么博大的胸怀！
在设计我国第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时候，根据有关资料透露，某国为了加强导弹发射时艇身的稳定性，专门设计了一节舱来放置一个重达65吨的大陀螺，但这就影响了核潜艇的速度。在设计时，我们有的技术人员也主张按照某国的搞法，理由是若不这样搞，难保不出事，出了事不好交待。黄旭华认为，对待外国资料，我们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除了要用放大镜显微镜去看以外，必要时还要用照妖镜。他带领设计人员经过反复计算、研究，终于通过调整核潜艇内设备布局解决了这一难题。事后获得的资料表明，某国并没有这样搞，所谓放置陀螺一说，只是该国为后来者摆下的迷魂阵而已。
笔者问黄旭华，当时那么做要冒一定风险，有没有考虑过，若失败了，对自己的名誉、地位会有什么影响？黄老说：“当时我没有考虑过什么自己的名誉、地位问题，在价值上亿的核 潜艇面前，我个人的名誉、地位算得了什么？我只不过是尊重科学，服从真理，对我们自己的研究结论有信心罢了。”
到过300米的极限深度，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第一人
何止是名誉、地位，为了核潜艇事业，黄旭华连性命都押上了。在核潜艇研究所，人们给记者讲述了黄旭华亲自下核潜艇做深潜试验的故事。1988年初，核潜艇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所谓深潜试验，是指核潜艇下潜到极限深度。懂行的人都深知这是非常危险的。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做深潜试验时，当快 接近极限深度——300米时出事了，核潜艇和艇上160多人葬身于海底。我国在进行深潜试验前，黄旭华与同事们检查了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确认万无一失以后才决定试验。为了给试验人员增加信心，按规定可以不下艇的黄旭华，坚持亲自下艇。100米、200米、250米、300米，这时，核潜艇的艇壳每平方厘米要承受30公斤的压力，巨大的水压使得核潜艇的多处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在水下300米深处时，听起来真有点令人毛骨悚然。黄旭华镇定自若，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数据。300米深潜试验成功了！黄旭华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核潜艇研究所职工对记者说：你们真得好好写写他。他则反复向记者强调：投身国防科技事业的人，远远不止我一个
作为一个曾经“官”至厅级的核潜艇研究所所长（现为名誉所长）、一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当年的待遇确实令记者大为惊诧：他的办公室里没有空调（其他所领导也是如此），全所有空调的房间除了接待室以外，就是安放了贵重仪器的一些试验室。论收入，黄旭华当年每月总共能拿到1100多元，这已经算整个核潜艇研究所最高的了；论住房，1982年，黄旭华担任所长时分房，没有人愿要顶层和一楼，他挑了顶层，所里 的党委书记挑了一楼——所领导“顶天立地”。夏季，黄旭华的室内温度经常达到39.5摄氏度，而直至去年，他才在家里装了一台空调。冬天，由于没有暖气设备，家里常常是1～5摄氏度的低温。论用车，黄旭华和其他所领导都没有专车，所里最好的两辆小车是买了几年的“桑塔纳”。接过黄旭华递来的名片，上面不管是办公室电话还是家里电话，都是分机号码，记者思忖黄老家里一定有直拨电话，不过没印到名片上；一问：没有。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长期以来，黄旭华不能向亲友透露自己实际上是干什么的，也由于研制工作实在太紧张，从1958～1986年，他没有回过一次老家海丰探望双亲。直到近年，他的事迹逐渐“曝光”，亲友们才得知原委。
怪不得当得知笔者是来采写黄旭华的有关事迹时，核潜艇研究所的一位中年职工动情地对笔者说：“你们真得应该好好写一写黄总！”而黄旭华则反复向笔者强调，从五六十年代就投身国防科技事业的人中，像他这样的人，远远不止一个。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把名利看得淡如水——黄旭华，以及许许多多像黄旭华那样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群。笔者由此想到了一句最恰如其分的赞语：他们就是鲁迅先生所讲的——“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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