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西迁今昔漫记
1996年4月8日。
古都西安。
交通大学建校100周年暨迁校40周年庆典。
漫步校园，目不暇接：鳞次栉比的教学大楼、行政大楼和教职工、学生宿舍楼；景色宜人的绿地、花园、林荫大道；内容丰富的教学、科研成果展览；特别是那遍布校园的人群，一片片、一圈圈，满头华发的资深教授，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生气蓬勃的青年学子，紧紧握手，殷殷问候，欢声笑语，热泪盈眶……。当记者采访那些曾亲历迁校的老交大人时，他们却较少谈到眼前的这些数十年来辛勤耕耘的累累硕果和历史见证，而是更多地回忆起过去，回忆起40年前那终身难忘的学校西迁和重新创业。
建国初，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确定我国的基本建设方针是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上海部分重要工厂、学校要内迁。据此，1955年3月底，高等教育部党组提出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报告经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阅批，4月初，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决定形成为高教部部务会议文件，紧接着，又作为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的决定见之于正式文件。
迁校决定坚决、迅速地得到贯彻执行——
传达：4月9日，彭康校长在党委会和校务委员会会议上及时地传达了中央关于学校内迁西 安的决定；校务委员会在5月24日～25日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
勘址：4月14日，受彭校长指派，任梦林总务长一行去北京领受新校址的筹建任务；5月，彭校长由北京赴西安，并电请朱物华、程孝刚、周志宏、钟兆琳、朱麟五等几位全校最著声望和影响的老教授、系主任到西安，共同察看和商议校址问题，最终将新校址选定在西安市和平门外东南近郊的一大片麦田中。
基建：10月26日，交通大学西安新校区建设工程正式开工。
施工在雨季、冬季甚至在除夕之夜都没有间断，不到一年时间就高速、优质地完成了10万平方米的建筑任务。
初迁：1956年6月初，先遣人员及家属50余人先期抵达西安；7月，张鸿副教务长等首批教职工和家属随后而至；8月10日，在苏庄副校长的率领下，上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和家属也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
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隆重地举行了内迁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一所6000人的交通大学屹立在古城西安!
这就是交大人的信念!
这就是交大人的纪律!
这就是交大人的行动!
这就是交大人的速度!
当然，迁校并不是一件小事，更不是一件易事。据老交大人回忆，当时，困难的确不少，诸如，迁校前的抉择难，迁校中的搬迁难，迁校后的生活难。
交通大学迁校是一个关乎国家、地方、个人的大事，其间有一个利益调整的问题。迁走一个有60年历史、实力雄厚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对上海市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而从交通大学教职工角度看，从繁华的上海迁到当时比较艰苦的西安，无论是工作、生活，或是家庭 、子女，意味着要付出相当多的牺牲，要面对诸多的困难和不适应。但从地方服从中央决定、广大教职工支持迁校的实际行动来看，最终还是做出了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听从国家统筹安排的正确抉择。
按最初计划，交通大学西迁包括六七千人(其中教职员工约1500人，学生约2800人)的迁移和大量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以及行李家具的包扎、装箱、运输。在《交通大学1957年迁校工作的安排》这份文件中有如下说明：本年度预计有机器及仪器200节车皮、行李家具400节车皮将在4月至8月陆续启运。在这期间每天平均有150吨物资启运和到达西安。这是继1956年1700余学生、800余教职员工、1200余家属和大批物资已先行迁运到西安后作出的安排，整个交通大学搬迁任务之重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交通大学师生员工来到西安后，他们遇到了曾想到的或未曾想到的现实生活困难。从上海西迁的师生，大部分是南方人，一时难以 适应西安面食多、口味重、少大米、缺鱼虾的饮食结构。学校附近副食品供应点、餐馆很少，教职工、家属不得不在学校食堂就餐。在上海时，很多教职工家里已用上了管道煤气，迁到西安后只能烧煤；最初没有煤球供应，教职工们每隔几个星期就是抽一个星期天的时间， 自己挖土、和煤、打煤饼，一干就是一整天。西安的生活日用品供应也远不及上海，以至于出差上海的人大包小包地从上海带东西：牙膏牙刷、螺钉灯泡，无所不包。首批师生刚到新 校区时，不少基建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校内正规的道路还没有开始铺设，施工又使得临时道路坑坑洼洼，“下雨‘水泥’路，天晴洋(扬)灰路”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这使得习惯了上海处处柏油、水泥路的师生倍感不便。尤其是教学区与学生区中间一条宽约20米的深沟还未填平，师生往返要通过临时用木板、竹排搭成的小桥，一遇雨天，桥面泥泞光滑，不少人在此 摔过跟头。……居不易，行也难，各种各样的困难不断地考验着刚刚离开繁华、舒适的大上海的交大人。
“当年拥护学校西迁并能在西安相当艰苦的环境中振奋精神、努力工作，那时你们是怎样想的，怎样坚持下来的?”记者向老交大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问题使他们进入更深的回忆。往事如潮，历历在目……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几年，生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人民群众自觉参加建设祖国的热情十分高涨；宣传、教育工作非常成功，全国上下高举祖国的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帜，广大热血青年甘愿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保卫和建设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在这种大氛围中，人们讲的是奉献，是投身火热的祖国建设，很少想到个人利益。交通大学当时是一所实力雄厚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就机电类专业的配套和完整性来说，属国内领先。因条件好、力量强、有发展潜力，国家考虑将其办成全国重点高校，还要设置很多新专业，规模要发展到12000人，甚至到15000人，这在上海原址很难办到。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防的考虑，出于对全国高校布局的考虑，更出于对交通大学发展和支持大西北建设的考虑，国家决定交通大学内迁到西安。党和国家的决定，祖国和人民的召唤，很自然地为交大人所接受和响应。
1956年1～2月，受全校师生员工的委托，交通大学西北访问团实地考察了西北的工业建设、城市规划、文化教育情况和风土人情，考察了在建的新校园和环境。访问团带回的信息是：西北资源富饶，金、铜、铅、锡、锌、铁、煤、石油、水资源蕴藏量极大；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工业建设工程的1/3设在西北，西北新建的厂矿规模宏大，自动化程度高，采用的新 技术多；西北高校少，边远地区人才奇缺，仅以所调查的西北几个地区而言，缺乏建设人才就达60%以上，当高速度、大规模的建设开始后，人才紧缺将成为主要矛盾；西北人民非常 欢迎交通大学在西安建校，迫切希望交通大学师生为西北建设贡献力量。当然，西北与上海相比，文化教育、生活福利、工业水平等各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但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 西北建设需要加快速度，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应该勇于承担这个光荣使命。在了解了做出交通大学西迁决定的背景以及西迁对交通大学自身发展、对西北建设的重大意义的基础上，交大人有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有了共同的信念：听党的话，服从国家安排，更快更好地发展交通大学，为祖国大西北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当然，其间更有楷模的影响。
彭康同志是我们党有声望的哲学家、教育家，1953年到交通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西迁后，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率领交通大学师生，开拓西北，艰苦奋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正确的教育思想，睿智的决断能力，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热爱事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永远活在交大人的心中。
钟兆琳教授，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高教界著名的一级教授，开拓大西北的积极倡导者、实践者。当年西迁时，他不仅在校务委员会上率先举手表示赞成，而且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宅，把已经瘫痪在床的夫人安顿在上海，孤身一人来到大西北，一如他早年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负笈东归报效祖国。在西安，他和青年教师一起在食堂就餐，和莘莘学子一道在教苑耕耘；他时刻教导学生和青年教师，要热爱西北，确立献身于开发大西北的理想。他常说，不把西北开发建设好，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繁荣昌盛。他80高龄还不辞辛劳考察新疆、甘肃等地，并为未能亲自考察宁夏抱憾终生。他还留下遗言，要把骨灰安放在西安，安放在他钟爱的黄土地，安放在他献出一生的大西北。
一级教授陈大燮，是我国著名的热工专家，迁校时任教务长。他不仅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深刻认识迁校的重大意义，坚决愉快地响应祖国号召》，而且卖掉在上海的房产，和夫人一起来到西安，为西安交通大学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临终前，他捐出多年积蓄的3 万元给学校作奖学基金；后来他的夫人亦照此而行，将陈先生留给自己的1万元生活费、医疗费捐给了学校。
数学教授张鸿，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支持西北建设的号召，毅然携病妻弱女，带头来到西安创业。在建校工作中，满腔热情，夜以继日，在他的影响下，不少思想上有过波动的教师终于下定决心，迁到西安。
这样的事例难以尽数。当年还有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如周惠久、吴之凤、陈学俊、赵富 鑫、殷大钧、孙成?、严?、沈尚贤、黄席椿、顾崇衔等，他们变卖在上海的房产，扶老携幼，远离故土，到西北安家，为交通大学的发展，为大西北的建设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也为 广大教师和学生做出了榜样。
当年迁校的队伍中，有不少教师正值上有父母需要奉养、下有幼儿正在抚育之年，有的教师还是独子、独女。他们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毅然做出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选择。万 百五教授就是其中一例。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动画家万古蟾。当时，万百五作为年轻教师，丢下年迈的父亲，毅然来到西安。为了集中精力建设新校，他把两个孩子都 送到上海。多少年来，先是爷爷教养孙子，后是孙子照顾爷爷……。扔下个人的小家庭，为的是祖国的大家庭。这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和崇高追求!
当年随校迁到西安的还有300多位青年教师，其中大部分是本校53届、55届、56届、57届毕业生，是新中国时代交通大学培养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留校任教正值学校西迁，渴望学校壮大发展、渴望施展才能、渴望投身火热的大西北建设的心情使得他们成了迁校的积极分子。周龙保教授深情地回忆起一件往事：他们夫妇来西安后，由于两个孩子都小，远在上海的母亲每天早晨把买回的“糍饭团”中夹的白糖，一点点挑出来，积少成多，然后托人带到西安给孙子吃。可叹天下父母心，培育子孙爱国根!现在，周教授已是博士生导师，他说：我的根在交通大学，我的事业在西北。经过几十年磨练，这批青年教师已成为继承和发扬交 通大学优良传统、再度创业的中坚力量。
在交通大学迁校中，还有一批值得称颂的人们：后勤干部、职工。他们不仅与大家一样随学校迁到西安，而且在迁校过程中为广大教职工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完成了大量事务性的工作。他们的感人事迹，许多老交大人至今记忆犹新：在西迁前，学校一个后勤工作小组到每个教职工家中，帮助把需搬迁的家具和行李登记、造册、包装、捆绑。上海送、西安接，主人到西安的新家时，家具、用品都已经整齐地摆好，整个搬家过程几乎不用主人操心。在房间的一角，还放着一堆解渴的西瓜!
随着搬迁紧张有序地进行，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行李家具等大批物资源源不断抵达西安，有时一天到货四五趟。后勤职工们发扬忘我的劳动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搬运、装配等突 击任务，最紧张时三天三夜没有停顿、没有休息。就这样，完成了数千吨物资的接运任务，搬迁的1400台机器没有一台受损。
交通大学党政领导素有关心群众、勤勉工作、深入细致、认真负责的传统。从繁华上海的热闹市区迁到比较艰苦的西安郊区，广大师生员工面临众多的困难和不适。学校充分地意识到这一切，在上海、西安两地政府的支持下，从上海动员迁来了成衣部、修鞋部、理发部、洗染部、煤球厂等5个服务单位；兴办了托儿所、幼儿园、附属子弟小学。学校在办好教职工食堂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当时教工在食堂就餐，吃完签字，月底结帐，非常方便；对一些年老教师、干部，食堂送菜送饭上门。每逢节假日，教职工进城购物，学校专门安排校车送接。所有这些，为师生员工和家属解决了生活上大量的后顾之忧。
……
西迁40年，弹指一挥间。
当年，陈毅副总理曾经论断：“交通大学迁校对不对，10年以后作结论。”
今日，该是查阅答卷内容的时候了。
西安交通大学在继承交通大学60%以上的师资(包括一大批骨干教师)和主要校级领导干部、70%以上的藏书和大部分重要仪器设备的基础上，艰苦奋斗，团结进取，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校规模稳步发展，办学特色逐渐形成，社会效益日益显著。早在1959年3月，学校就由中共中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之一；在这16所重点高校中，西安交通大学以专业数列第九、本科生年招生数并列第五的名次确立了自身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中的地位。
今天，西安交通大学已发展成为有10个学院、42个系(覆盖国家教委本科专业目录上的5 4个专业)，在校全日制学生近13000人(其中研究生3000名)，以工科为主，理、工、管、文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成为国家重要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基地。学校现有教师185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820余名，其他高级职称300余名，“两院”院士5名，博士生导师140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教师有330人；在学校选定列入培养规划的近百名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已有6名年轻教授进入首批国家级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工程。
1996年，在荣获第三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的11位科学家中，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人工智能专家郑南宁，管理学院院长、管理学家席酉民榜上有名。这表明，西安交通大学的年轻一代学者已从老一辈师长的手中接过“接力棒”，成长为西安交通大学和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中坚力量。
西迁后，西安交通大学已为国家培养出各类学生8万余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近5万人，硕士生5500人，博士生近500人，其中40%以上工作在祖国西北、西南地区。
自1978年至1996年，西安交通大学完成鉴定的科研项目共1096项。其中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35项，自然科学奖4项，国家发明奖2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42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494项；1986年以来，科研成果应用推广创经济效益累计达15亿元以上，有“全可控涡节能压缩 机转子技术”和“火电厂热系统节能新技术”两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科委1993年发布的“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100项之中。自1981年至1993年，西安交通大学教师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共发表论文15571篇。在1987年至1992年间，被国际三大著名检索工具(ISTP、EI、SCI)收录论文1320篇，居全国工科院校前列。
西安交通大学于1995年1月顺利通过国家教委“211工程”部门预审；1995年9月又通过国家教委对校园文明建设的评估验收，荣获“文明校园”铜匾；1995年12月，在国家教委本科 教学优秀学校评估试点中，又被评为优秀。在1995年10月，国家教委公布的全国33所试办研究生院评估中，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名列全国第五、理工科院校第二。
40年，作为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老交大人在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权衡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与个人的得失时，做出了自觉的选择、自豪的选择、无愧的选择、无悔的选择!
40年，西安交通大学在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征程中，披荆斩棘，创造辉煌，证明了“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调整高教事业战略布局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原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语)!
40年，西安交通大学为祖国、为西北人民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永垂青史。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同志在国家教委主持的西安交通大学“211工程”部门预审会上，满怀深情地庄严宣告：“西安交通大学迁校40年来，为西北、特别为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陕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公布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愿沿海及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及早做出抉择，伸出友谊之手，加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技术合作，走共同富裕之路。
愿一切有识之士早日投身于开发中西部、建设大西北的行列。
我们深信，老交大人“无悔的选择”所蕴含的高尚精神，必将在新时期的今天，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在全国人民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出灿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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