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汇合当地革命力量创建的浙南游击纵队，活跃在浙南山区。这些游击健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开展游击战，为解放浙南作出了巨大牺牲。因此，毛泽东在著作中多次提到浙南游击区是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14个地区之一。这段艰难而又光辉的斗争历程，被誉为“浙南十四年红旗不倒”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革命斗争是一个大熔炉，革命战士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和培育，建国后他们成了各条战线的精英和骨干，有的成了领导干部，也有的离职上学，重新走进大学课堂学习文化知识，成了专家学者，大学教授。何卓烈就是其中的一位。
回忆起往昔岁月，何卓烈既开心又激动。
何卓烈，1930年10月12日出生在温州市区人参巷一个贫民家庭，1948年在温州中学读高中时入党，建国前参加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青训班，经受了考验。后陆续在温州地委民运部、青年团地工委、温州地委宣传部、地委干校与《浙南大众》等单位工作。1954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1957年随校西迁西安。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西安交通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8年至1997年曾四次赴日本讲学，受聘日本东京电机大学客座教授。
长期以来，何卓烈从事流体力学和能源动力等基础学科的教学研究，指导硕士研究生五名。出版著作有《流体力学》（合著）、《离心泵基础》和译著《可压缩流体力学》等，发表论文达40多篇，其中包括国际论文6篇。他的科研成果曾获全国第四届发明大会铜奖和国家科技成果奖以及2项实用发明专利等。1991年3月离休。
离休了的何卓烈，忙得很。在西安交大员工宿舍的客厅里，不仅墙壁上挂满了书画立轴、对联、斗方，有的还是立轴后面有立轴，连走廊的地板上也摆放着摄影作品。这些都是他离休后创作的作品。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学书作画确实有与打太极拳相类似之功能，能起到舒筋活骨养气娱心之功效。因此，一些老年人，特别是一些老干部，乐于此道。他们尽管有的是半路出家与专业画师不同，却全身心地投入，就像当年在工作岗位上那么的忘我。所以，这些书画作品也有一定的共性与特色，有人称之为“老干部画派”。何卓烈先生的作品也属此画派。
他的温州话说得仍很地道，说起当年在温州的日子，滔滔不绝，满怀深情。
同事与前辈
金：当年您在《浙南大众》工作过，您是我们的同事，也是前辈。今天在西安见到您感到格外的亲切。您还记得当年在《浙南大众》工作时的一些情景吗？
何：我对《温州日报》还是有感情的。她的前身是《浙南周报》，1947年创办在瑞安桂峰。后来又改称《浙南大众》、《浙南日报》。我是1952年到《浙南大众》担任编辑部人民来信群众工作组组长的，那时报社已经搬到公园路了。当时张雪梅同志担任总编辑，记得我们群众工作部的工作很繁忙，不仅要处理来信来访，还要采访、编辑稿件，但我们三四个同志很团结，心情愉快。那时中央提倡干部上大学学习文化知识，我于1954年经组织批准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从此我离开了可爱的故乡，一晃半个世纪了。
金：张雪梅同志是老同志邱清华的夫人，后来从温州调到杭州任《浙江日报》总编辑。
据我所知，当年《浙南大众》的记者、编辑有的来自浙南游击纵队，您当年也是从浙南游击区出来的吧？
何：我不是。1949年5月，我参加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举办的第一期青训班，地点在市区应道观巷，人员有150多人，其中温中学生就有52人，我是温中学生之一。
从青训班结业，我分配到温州地委民运部工作，部长是王林方同志（龙跃同志的夫人）。在民运部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跑了温州地区好多个县，如瑞安、平阳、乐清等的农村，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反霸、减租、征粮、支前等工作。特别是在瑞安塘下南山乡进行的土地改革试点，这是温州第一次土地改革，我参加了。后来我被分配到仙岩担任工作队长，认识了我的爱人黄月华。
由于在农村与群众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我就先后到温州地区青年团地工委、温州地委宣传部担任秘书，地委干校教育科教育股担任副股长，直至到《浙南大众》。
革命的岁月
金：建国初期，那是激情燃烧也是暴风骤雨的岁月，到处是斗争的风暴，人民也在享受翻身解放的喜悦。您的亲身历经、见证了当年的历史，颇有历史价值。那么，在此之前，您是温州中学的学生，您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何：我的父亲是温州商会的勤杂工，收入不高，家中有好几个兄弟姐妹，生活困难。我的初中是在瓯海中学（现温四中）读的，由于谷寅侯校长关怀，给我免费生待遇。1946年暑假，瓯中民主运动浪潮高涨，我们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孩子，也受到民主声浪的影响，特别是温州大学生联谊会，举办暑期补习班。我有幸听到许多优秀大学生的讲课，如谷超豪，曾守中，陈演汉，曹维民等老师讲课，我学习认真，得到优等奖金，更重要的是受到他们从大学里带来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信息。
1946年底，我以自费第一名考入温州中学高中部。进入高中后，学校地下党与反动当局的斗争十分激烈，也反映到各个班级。我们这些埋头读书的学生慢慢地觉得进步同学做实事，不讲空话，可以信赖。因此我对学生会理事长吴昭华，高一班的同学林治正，同班同学林锦润、赵承梓印象很好，并从他们那里读到一些进步书籍。记得昭华还把香港《文汇报》、《华商报》、《群众》杂志订到我家。1948年，在地下斗争中，组织上批准我入党，但我仍还是一名温州中学的学生。
金：那您也是参与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的战士，就是说您也曾经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何：那天我还在温州城里，也算经历过。记得在1949年5月9日，温州解放后的第3天晚上，我们党支部召开最后一次支部委员会。夜深了，突然陈竑同志急匆匆进来说，起义不久的国民党新兵团叛变了，要我们马上随军撤退到太平岭去。陈竑同志单独给我交代任务，他说：“你在学校里不太暴露，你立即回校通知温中、瓯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随你撤出城区。返校途中，沿北大街走，这边还是我们游击队控制的。”接受任务后，我回到学校（现温八中校址）。因我对学校的环境熟悉，一棵大樟树长在怀籀亭边，树枝还伸出仓后街，我爬上墙倚着樟树下来。夜深了，同学们早已睡着，我根据名单一一叫醒各班级积极分子，在怀籀亭边集合，又从大樟树爬出墙外。沿着仓后街北行。可是到了甜井巷口时，由于双方口音之故，岗哨听不清口令，便朝天开了两枪。我们以为遇到敌人，从甜井巷撤退，卧倒匍匐前进。后来查清是解放军自己人，说明我们是奉命撤退的学生。解放军立即派出几位战士，护送我们到九山河边的瓯海中学。与地下党接上了线，两校同学高兴地会合在一起，向太平岭方向前进。这次任务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
选择了大学
金：那后来您怎么会想到去读大学的？
何：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数理化和外语等各科成绩都不错。科学救国是我的最大愿望，从小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根。记得一次语文作文课，洪公达先生出了一个题目：我的志愿。我写了我的志愿是打破一个零——希望自己成为有名的科学家。因此，我虽然参加了革命，建国后在农村中看到农民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耕作劳动强度很大，心里巴不得制造出拖拉机，实行农业机械化。当听到可以报考大学时，我是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当一名科学家的念头又萌发了，于是夜以继日地复习，终于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选择的专业就是制造汽车拖拉机的内燃机专业。
金：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看来，您的选择是对的，大学是个知识的殿堂，您肯读书，又有基础，可以学到许多许多东西。特别是您有参加实际工作的经历，在大学里可发挥您政治上的优势。这也是您的荣幸。您介绍一下您的学术成果，好吗？
何：其实，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难免会受到干扰，也难以静心坐下来做学问。我大学毕业后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培训三个月后，就回到学校开设流体力学专业，这是内燃机专业的基础课，一直到现在。即便在“文革”中，我仍到陕西农村与学校电机系的师生一起研究潜水电泵，获得成功，被称为支援农业的五个项目之一的“五朵金花”。我们研制的空气密封潜水泵在实用中十年没有烧毁，受到农民的好评，这一技术我们也获得了专利。另外，两个项目获得全国第四届发明大会铜奖和国家科技成果奖。我翻译的《可压缩流体力学》是日本学者岩本顺二郎的著作，此后，日本北海道、神户等大学邀请我去讲学和考察，1992年日本东京电机大学还聘我为客座教授。
金：您在前面说到您与您夫人黄月华是在土改中相识相爱的，那么你们的婚姻也该“金婚”了吧。我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婚姻永远“保鲜”？
何：那时我任仙岩土改工作队队长，她是队员，我们平时接触比较多，有时还一起到梅雨潭游览。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我们是1953年７月９日结婚的，已有５０多年的婚龄。前些年，我们一起重游仙岩，重温当年的甜蜜爱情，写下了《仙岩情缘》一诗：“忙里偷闲赏风月，梅雨亭畔结情缘。虽无山盟海誓语，相依相扶头已雪。” 要说如何保鲜，我想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和理解，磨擦总是有的，多说几句理解的话就行了。宽容也很重要，不要为小事斤斤计较，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要理解和支持对方。只有这样才能相依相扶共同走到人生的尽头。
金：这该是人生婚姻的感言。对年轻人会有作用的，还有一个问题，说说您的子女吧？
何：我有一子二女，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儿子曾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孙子从交大毕业后正在日本留学。二女儿在日本工作，女婿也是西安交大毕业的硕士，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日本工作。大女儿在交大图书馆工作。说起来我们家有五六人与西安交大有关。一直在农村部门工作的妻子从温州调到西安后，也在交大图书馆工作到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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