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南宁,西安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1952年生于江苏南京，曾在陕西农村插队。1975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81年获西安交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日本庆应大学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处理等领域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曾获“全国优秀教师”、“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等。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许多学术研究成果最终会慢慢被后人遗忘，但它所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将永远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一流大学的标准问题上，各个学校的规模、特点不同，特色是高校办学的立足之本，仅仅用一些量化的数据来比较是无法评价的。
［科学时报 陈彬 崔雪芹报道］第一次见到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教授，恰逢该校举行新生开学典礼。当时，尽管他受伤腿上打着绷带，行动十分不便，但还是与记者交流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很多体会，并坐着轮椅上参加了整个仪式。他的儒雅、谦和与直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2003年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至今，郑南宁一直是学生和老师眼中的“亲民校长”，他所秉持“以育人为中心”的理念也一直没有改变。在郑南宁的主持下，近几年西安交大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2006年，该校正式实施“书院制”改革并取得成功，在国内高教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在由《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评选的2009年“中国大学排行榜”中，西安交大再次位居前列，并在西部众多高校中名列第一。
优良传统成就交大辉煌
《科学时报》：1956年，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交通大学的主体由上海迁往西安，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如今的西安交通大学已经在西部乃至全国的大学中名列前茅。作为校长，您认为西安交大能够取得如此成绩，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郑南宁：交通大学迁到西安的部分在1959年正式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留在上海的一部分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扎根西部之所以能保持一种持续发展的劲头，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继承和发扬了老交大的优良传统。
交通大学于1896年创建于上海，当时适逢洋务运动，“实业救中国”的思想正在中国广泛传播。同时，国人刚刚经历了甲午海战的失败，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工业不发达，而工业的发达则在于人才，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就形成了交通大学优良的传统文化。在之后的办学过程中，交大出现了一些很优秀的校长，一代代把交大的传统发扬光大，这也是交大能发展到如此程度的重要原因。
同时，交大的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离不开师生的奋斗和贡献，交通大学的西迁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指导下进行的。
从一个国际知名的大都市搬迁到当时经济还欠发达的西安，环境的巨大反差确实导致了校内出现一些不同意见，但当时交大的绝大部分师生和以老校长彭康为代表的党委却坚定支持国家决定，很多知名学者随学校迁到这里，作为交通大学知名的校友钱学森学长，当时他刚回国不久，还专门写信给彭康校长对交通大学的西迁表示极大的支持和关心。
应该说，西安交大在西部50多年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还是在服务社会上，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比迁校前60年间要大得多。
学校制度须适应自身特点
《科学时报》：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内高校中，少数几家实行书院制的大学，也是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的一所大学，这一做法也给国内高教界带来了很多启示，您认为书院制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了什么？
郑南宁：2006年9月，西安交大以学生公寓为生活社区，成立了彭康书院， 3200多名不同专业的新生，以班级为单位统一进入这个书院，同学们在书院里自我管理、互相交流、共同成长。
简单地说，书院制是将学生睡觉的地方改变为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行为养成的大学生活的重要场所。目前，西安交大已经设立了8个书院，在全体本科生中实行书院制。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书院制正在摸索中，一些工作离我们的愿望还有相当差距，需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此前，本科新生入学后都是直接由学生处和所在的学院进行宿舍的分配和管理，学院里有专职的辅导员老师负责对本科生的日常管理。然而这种管理往往有一种管制教育的色彩，有时要花许多精力应对校园的突发事件，大家戏称为“消防队”。这种方式不能体现本科生的特殊性。
西安交大设立的书院是本科学生社区的一种新形式，是本科生教育的“第二课堂”。学生在本科期间不仅是专业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是书院的学生和主人，参与书院的自主管理；各个专业学院的老师可以学业老师的身份参与到书院育人的工作中。在书院里老师与学生之间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共同分享同学们的大学生活。书院倡导的是一种文化，用爱心和善意引导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抵制社会上的各种诱惑。
在谈这一制度的优点之前，我必须首先强调：西交交大的书院制并不具备复制性，它不能完全被复制到其他学校去。至于书院给学校带来了哪些好处？我可以举两个实际例子：
第一，在学生的学习成绩方面，建立书院以前，有的学院的本科一年级学生的不及格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几，现在这些学院的一年级学生的不及格率已经降到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几。
第二，最近西安地区出现了甲型H1N1流感病例，交大也出现了感染的病例，但之后没有出现更多的大面积二次传染现象，这也是书院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冬季来临，我们要更好地发挥书院对甲流的防控作用，积极应对有可能出现的更为严重的流感疫情。书院的老师们普遍认为，书院制让学校更好地关心学生，学生的社区也有一定组织，当出现社会突发事件时，学校也能够从容应对。
《科学时报》：应该说，提高学生成绩和应对突发事件是每所高校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既然书院制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您为什么还要强调它不具有普遍性呢？
郑南宁：这就像一棵大树，结出什么果实是和树本身有密切关系的，各个高校的传统和文化不一样。一些高校在某项工作上做出了特色，常常成为一种“典型”，其他学校原样复制到自己学校，结果却是水土不服。
也曾有其他高校来交大考察书院制，回去后也做过相关的工作，但一些学校却没有成果，原因就在于学校的文化和体制、师生对书院制的理解程度、校领导推行书院制的决心有很多不同。
不同学校有不同的特点，学校制度必须与其相适应，才会有创新和自己的特色。
交给家长和社会健康的孩子
《科学时报》：在担任西安交大校长之初，您就提出了“以育人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并且学校进行了多项大胆的改革。目前，“大学的本职任务是育人”的理念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了国内高校的共识？
郑南宁：这是我们众多大学的一个共识。
从宏观角度来看，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是靠大学培养出的一代代大学生，现代学生的价值观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社会的价值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才培养承担着从根本上推动社会发展的任务，大学则负责了其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大学阶段对于每个年轻人而言，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期，大学的教育更要注重对学生的培养，这不仅包括知识的传授，还有对他们价值观的培养。
《科学时报》：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般的学校要把书教好，好的学校还要注重培养人的观念思想，而优秀的学校则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您为何将“体育精神”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
郑南宁：人需要一种精神，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个载体。老一辈的教育家曾教导我们：锻炼好身体，为国家人民健康工作50年。除此之外，培养体育精神的另一层意义是：通过体育锻炼，能够增强人的竞争意识、团队意识和不怕困难的精神。促进人和客观世界、大自然的接触，这对于一个青年，尤其对于大学阶段青年心智行为的养成非常重要。
我们要加强对学生体育精神的培养，体育运动的参加不应仅仅局限于体育课，而是要改变单一的体育课形式，将重点放在体育社团的组织上，要让每一位有条件的大学生，都要参加一到两个体育社团，体育部的老师除了承担体育课教学外，还要根据其专业特长，作为教练到学生体育社团中，指导学生的体育运动。
大学生本科毕业后，我们要交给家长和社会一个自立自强、健康向上的孩子。在有些问题上，我们往往把一些目标性的愿望看成我们培养的过程，这就出现了误区。大学无疑要培养接班人，但是大学首先要培养合格的公民。
学生要有一种抱负、理想和社会责任感，一些学生立志要做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们应该为他们创造成长的机会，但对广大的学生，我们首先要保证他们走出学校时，是一个合格、健康的公民，这是更重要的。
一流大学是后人传诵的故事
《科学时报》：在西安交大的网页上，我们看到学校的愿景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保持领先，创造卓越成就，到本世纪中叶，把西安交通大学建设成为大师名流荟萃、莘莘学子神往、栋梁之材辈出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作为校长，您是如何理解“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
郑南宁：目前国家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发展，而中国的不断强大，也需要一流高等教育的支撑。所以在面对国家需求的时候，我们需要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而努力。
至于我对一流大学的理解，简单归结起来有两点：第一，这所学校是否能够吸引最优秀的高中生和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优秀的师资；第二，这所大学是否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并使全体师生，包括校友们都感到满意的大学。如果做到了这两点，它就能成为一流的大学。
我认为在一流大学的标准问题上，各个学校的规模、特点不同，特色是高校办学的立足之本，仅仅用一些量化的数据来比较是无法评价的。大学要培养最优秀的人，这是最根本的任务。老百姓并不关心一所大学发表了多少论文，产生了多少成果，他们更多的关心是这所学校培养了多少杰出人才。其实一流大学往往是存在于后人传诵的故事中，一所学校有了历久弥新的故事，这所学校就有名了。
《科学时报》：目前很多学校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出论文，出科研成果，甚至于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上，但您似乎对这些看得不是很重。为什么？
郑南宁：大学需要产生真才实学的论文和科研成果，来推动社会科技的进步，但不应把它看做大学唯一的根本任务。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许多学术研究成果最终会慢慢被后人遗忘，但它所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将永远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在高校中，人才培养是根本任务，而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延伸出来的功能，近一百年来，高等教育延伸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社会对高校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提出了更多的需求，这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宽阔的空间，但它毕竟不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和目标。过去我们经常讲高校的三大任务，就是将它们等同化了，这就导致了学校工作的重心出现问题，而科学研究在大学里往往又很强势，那就更容易使本科教育出现被边缘化的现象。
另外，我们还有一种误区，我把它归结成一种片面的教育观，即什么事情都要归结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们的目标，这无可争议。但把培养每个人的创新能力，作为从小学到大学的每一个教育环节都要抓的重点，则物极必反。大学教育依然是学生的启蒙阶段，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和人文关怀。作为一个“全人”，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更加重要。
我认为，中国的大学还承担着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要让我们的价值观被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所认同。
一流大学，不仅要为国家的科技创新作贡献，更要为国家的软实力作贡献，其基础便是培育人的思想。创新能力的培养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忽视对学生道德情操、价值观的教育。
办学自主权非主要矛盾
《科学时报》：作为西安交通大学的校长，您同时在扮演着“管理”与“科研”的双重角色，您是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的，您更看重哪个角色？
郑南宁：首先，我是大学校长，我就必须先把大学管理好，这是我的责任，做科研、带学生更多的是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习惯，这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需要和学生见面，因为看到学生，我就会感到亲切，同时也能体会到一种责任感。只要在学校，我都会抽一些时间到学生中去，但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我首先要把学校的工作做好。
目前在高校中，对大学的管理体制有一些看法和意见，认为国内高校自主权不够大。我认为办学自主权不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与国外大学相比，我们在人才培养等工作中的自主权其实是很大的。以西安交大为例，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是自己搞的、书院制是自己搞的、体育精神培养也要自己去摸索，在具体的工作中，如招生专业人数计划和自主招生方式的制定、教学组织和课程建设、学科发展和社会服务、校园规划等工作，教育部并没有给我们发文具体规定我们这样能做，那样不能做。
但在其他地区，比如香港的大学，增加学生宿舍的一个床位都要经大学拨款委员会同意。两相对比，我们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自主权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当然，大学的工作需要依法开展和规范管理，一些重要的事项需要集体决策，同时也需要接受国家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如招生过程、学费收取等。在个别一些领域，比如财和物的管理、重大工程建设经费使用上，我甚至觉得还需要更加严格地接受上级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更加规范化，国家的钱、百姓的税一定要用好。
包括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评价，我认为根据《高等教育法》还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党委的集体领导，因为这是我们的国情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中国大学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如果要校长一个人承担无限责任，没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相信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我认为面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尽管管理体制和办学自主权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但大学校长首先要清醒，这需要我们与政府主管部门共同努力，不要老是埋怨教育部管得太死。
大学内部管理出现的不能以人为本的行政化官本位作风、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现象、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做法和行为，还有近年来一些高校出现的贪污受贿案例，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质疑，对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也不去认真解决，我们就无法回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根本诉求，大学领导者的确需要深刻反思大学自身的管理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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