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泰斗兴学楷模 -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

——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侯宗濂生平事略
闫侃厚等

          侯宗濂（1900-1992），字希颐，著名爱国人士，一级教授，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生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生前曾长期担任西安医学院院长、西安医科大学名誉校长，及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为全国人大第三、五、六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并曾连续两届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连续三届担任省政协副主席，还曾任陕西省科协主席、中华医学会理事及陕西分会副理事长等职。
作为现代中国医学教育里程碑式的人物，侯老一生情系教育，精心作育人才，历任北平大学医学院生理系主任、福建医学院院长兼生理系主任、福建研究院院长、西北大学医学院院长等职，并为西安医学院（西安医科大学）的重要创始人，以70多年的巨大心血，为我国医学教育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作为生理学科一代大师，学科带头人，他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130余篇。他提出的标准时值概念等，对肌肉神经普通生理学的研究有开创之功，解决了国际学术领域长期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生理学界奉为经典；晚年关于针刺镇痛原理的研究，开辟了针感生理学这一全新学科领域，针刺镇痛原理和肌肉神经普通生理学两项课题研究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侯老渊博的学识和精湛造诣，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深刻影响了医学领域的几代人。作为侯老精神的传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以及附属一、二院，口腔医院，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勇攀医学高峰，近年来获得长足发展，以侯老命名的西安交通大学八年制“宗濂医学实验班”，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示范基地。

      献身医学，登堂入室

侯宗濂1900年1月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文甲沟村，少年聪颖，6岁读书，13岁考入南满医学堂（后改名满洲医科大学）预科， 20岁以学业优等、考试第一的成绩完成南满医学堂本科学习，获银表奖，遂留校任教，在著名生理学者久野宁教授引领下步入生理学领域。
久野宁教授治学严谨，工作勤奋，极为看重志在献身基础医学的青年侯宗濂。他总是要求侯宗濂多读一些教科书，但绝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要细细品味、勤思深究，多问为什么，要有分析和自己的见解。久野教授还教导他在作科研时，发现问题要首先看教科书上有无论述，广泛涉猎综述、专著等有关篇章，再查阅有关论文。平时也要养成每天阅读新书、新杂志，选读论文、文摘的良好习惯，通过阅读达到既渊又博的积累，并不断掌握生理学科在世界上发展的现状、新趋势。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大量深入的阅读，为侯宗濂日后开展高层次的生理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久野宁教授的谆谆教导下，侯宗濂进教研室不久就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两年中既广泛涉猎又深入钻研，尤其对呼吸、循环和发汗等方面的课题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从中发现了发汗与季节有关联这个有趣味的因果关系，如冷天室温到34℃才发汗，而热天室温到32℃就发汗。对此，他发表了进教研室后的第一篇论文。虽然他的有关循环方面的工作在当时只做出了一些初步成果，但在久野宁教授眼中，这个年轻人资质优越，可堪造就，是不可多得的医学人才，便毅然选派他赴日本京都大学深造。

      海外深造，英姿初展

京都大学成立于1869年，是继东京大学之后日本成立的第二所国立综合大学，医科是建立最早的几个学科之一，具有传统优势，后来从这里走出了1987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
侯宗濂1922年9月来到京都大学学习。第一年在石川教授指导下，进行肌肉神经普通生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石川教授作为知名学者十分繁忙，同时指导十几名研究生、进修生和助教，因此对大家的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侯宗濂得到了一次全方位的科研训练。侯宗濂后来回忆说，学习过程中充满了艰辛，论文完全要考自己搜集资料，边学边写，常常沿着一个道路走了很远，结果发现方向有误，推倒重来的工作不知进行了多少回，而正是在不懈的摸索中，水平和能力在不断提高。
第二年，在正路教授指导下，侯宗濂进入与生物物理化学有关的学科研究工作。在这一阶段，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又有了新的提升。有一次，他发现Michaelis教授的一篇论文中涉及分组问题时出了差错，就通过自己的一项研究予以纠正。须知Michaelis教授所著《数学在生物学中的应用》一书，就分组问题是有专节研究的，但也不免在实际运用中发生问题。这也给了侯宗濂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在科学研究中必须严谨再严谨，来不得半点疏忽。
在京都大学学习研究两年之后，1924年秋，侯宗濂回到满州医科大学任讲师。在这里他提出并完成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温热对直流电作用于神经的影响》，在东京第七届热带医学会上宣读。会议期间与我国生理学会创始人林可胜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不久侯宗濂应约赴协和医学院，开展为期半年的研究工作。
1926年4月，侯宗濂在京都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由文部省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并获“河西奖”奖章。满大随即提升他为副教授。他也成为中国生理学会的青年才俊之一。
1930年初，侯宗濂经满大选派，前往奥地利奥国音司卜路克大学从事学习研究。在这里他展示了一个东方人的超常勤奋和卓越才华。一次，有人此前发表的研究论文被教授看出问题，交给他重新去做。经一番认真研究后，他发现是在用Lucas摆时开关处出了问题，如果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就能够得出正常应有的结果。这一重新研究的结论是正确的，教授和同行们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次，教研室一位讲师要侯宗濂做一项辅助研究工作。侯宗濂发现此项研究前期设计存在问题，便直接向这位讲师提出，但对方却不愿接受。“事实是最好的说明”，侯宗濂利用随后复活节三天假期加紧工作，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实验，通过实验结果验证了自己的判断，提出了新的设计方案，令这位讲师心服口服。还有一次，当反复试验得不出想要的结果，老师也给不出具体指导时，侯宗濂就从每一个细节反推，亲自洗涤乳钵和其它一切玻璃器皿，终于得到了应有的结果。
经Brücke教授推荐，侯宗濂以教授名义在世界著名专业学术刊物《Pflügers Arch》上发表论文《麻醉、冷冻和藜芦素作用下强度—时间曲线的变化》，对著名权威的Lapicque“时值”学说提出质疑，认为定义了的“时值”概念，不能正确反映组织“兴奋性”，应另寻能全面正确反映兴奋性的指标。论文的重要性奠定了他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1931年3月，侯宗濂离开奥地利前往德国Leipzig大学，在Gildemas教授指导下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工作。此时正逢处于德国生理学兴盛时期，对他的学术上的提高和促进是不言而喻的。

      兴学报国，领军教坛
1931年9月，正当侯宗濂载誉归来之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骤然发生，他愤慨地见证了日蹄肆虐、沈阳沦陷的全过程，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不顾久野宁教授和校方的一再挽留，他毅然离开给他提供优越工作条件和优渥生活待遇的满大，迈出赤诚报国的坚定步伐，在群情激奋，时刻准备投身抗战烽火的北平大学医学院拿起了教鞭。
继一位远赴山东办学的前辈，侯宗濂接任平大医学院生理学主任教授，同时还兼任了协和医学院荣誉教授。他到平大后即创建生理教研室，编写了《生理学讲义》等教材，系统讲解生理理论课；开设了以前所没有的生理实验课，开出了所有实验，并领头开展科研工作。他的课堂讲授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指导实验和开展科研饶具特色，精心设计实验内容，强调研究课题的“致思”。同时大力培养师资人才，所带的几名助教和进修生，如李茂之、贾国藩、方怀时等，后来都成为我国杰出的生理学家。当年的同学回忆说：“侯老师在示教时，亲自动手准备，剖家兔、割鹑鸽，一边操作，一边讲解。诲人不倦的精神，使学生们深受感动。课间休息，学生挤到老师书桌前看书查图。老师总是谈笑风生，指指点点的解说，并让同学们围坐在桌旁”。“生理课实习时，老师也是亲临和助教一起辅导学生。不像他科实习，只见助教不见教授的情况，同学们更感到侯老师对教学的认真。在那个时代，一般教师给学生的印象总是严肃的，学生对老师只有尊敬。但侯老师给学生的印象却是和蔼可亲，因而对老师由尊敬而至敬爱。”
作为学养深厚的青年生理学家，侯宗濂教授严谨治学，勇于开拓，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以缜密的科学思维、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直抵学术堂奥。在继续他的关于组织兴奋性的经典性理论研究中，阐明了直流电对外周神经影响的Fick氏间隙本质；探索在蛙类交感迷走心脏标本单独刺激交感神经观察交感效应的方法，观察到交感神经具有增强心肌紧张的效应。早在20年代初，他已涉足当时世界生理学界的热门课题——“费氏间隙”本质问题研究。到30年代，他对当时已被世界生理学界公认、由法国科学院士拉皮克提出的“时值”理论提出了质疑，并首先提出要找到一个新的确定反映兴奋性的指标来取代拉氏“时值”，引起国际生理学界的关注。他首次阐明了Fick间隙的本质，肯定了该间隙是由短持续刺激的阳极阻滞所产生，间隙前的肌收缩是阴极兴奋的结果，而间隙后则是由阳极兴奋所产生。他提出在短持续刺激中有非同时性的两极兴奋，后来的阳极阻滞可以影响先行的兴奋。1934年，在第9届热带医学会议上，他报告了论文“K^＋、Ca²^＋及其对Fick氏间隙的影响”。1935年，在第5届世界生理学会上，报告了Fick氏间隙本质的成因，论证了Fick氏间隙是阳极抑制，提出了短时通电两极兴奋、两极抑制的学说。1936年，由中国生理学会推荐，他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发表了关于“费氏（fick）间隙”的研究论文，他所制备出的交感、迷走神经心脏标本，可单独刺激支配心脏的交感神经，观察到交感神经可使心肌紧张增强，受到了与会专家的重视。这一科学结论不久为Fleisch教授的研究所证实。
在北平工作的6年间，他在国内外发表的论著有：《费氏间隙之真像》、《交感神经对于心脏紧张之影响》、《平流电开放刺激阀何以较低于其闭锁刺激者》、《开放刺激之时紧张曲线》、《蓄电器放电时之费氏间隙》、《费氏间隙之研究》、《钾及钙对于费氏间隙之作用》等，在生理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期间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侯老的学生张香桐教授回忆，1933、1934年，侯宗濂教授在《中国生理学杂志》接连发表论文，其中两篇《神经电流刺激之生理补遗（1）费克间隙之真相；（2）平流电开放刺激之刺激阈何以较低于闭锁刺激者》《开放刺激时之紧张曲线》，破天荒用中文发表。
《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创刊于1927年，是中国生理学会的学术刊物，因其主编是协和医学校生理科主任林可胜教授，编辑部设在协和，所刊登的论文也大半来自协和，事实上成为协和医学校的刊物，所刊登的论文一律英文发表。而该校自1921年成立以来从没有一篇论文或一个报告是中文的。在中国领土上竟存在着这样一个教育机构，不能不激起反感、愤怒。尽管包括协和医学院教职工在内，大家为此进行了不懈抗争，要求采用中文作为进行教学和行政工作的主要语言，但并无效果。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侯宗濂教授第一个站出来，勇敢地挑战这一藩篱，义无反顾打破这种强加的束缚，显示了中国学者的正义感。
侯宗濂教授在肌肉神经普通生理学上另一方面的研究是关于兴奋性指标。他批判了Lapicgue的时值理论，提出了标准时值与标准电量学说以及组织兴奋发展的理论。他对Lapicgue时值的怀疑始自他在奥地利留学期间，当时，Brücke 教授实验室正在测试Lapicgue的时值，侯宗濂即发现时值实验方法上存在一些缺陷，遂对该理论提出质疑。此后Lapicgue本人也发现，在不同的功能状态下，时值赖以成立的I、t曲线有交叉现象；在麻醉情况下，组织的兴奋性无疑是降低了，但时值t却缩短了。事实表明，时值t不是反映兴奋性的可靠尺度，为此就要找到一个新的、忠实反映兴奋性的指标。他这方面的工作同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赴闽建院，艰辛备尝
1937年，应福建省主席陈仪邀请，侯宗濂教授前往福建，创办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经多方勘察，校址选定福州。未料筹建工作刚刚开始，抗战爆发，时局巨变，不得已重新选址闽北山城沙县文庙。学校建成后，侯宗濂教授任第一届院长，并兼生理系主任。
日帝侵占北平后，其侵略魔爪更伸向上海、华北，大批爱国人士南下、西迁，其中不少人应侯宗濂教授之聘，聚集在新建成的福建省立医专，内科的陈礼节、陈阅明，外科的陈文茹，皮肤科的蹇先器，眼科的杨承恩，X光科的王克思，小儿科的励嵇华，解剖学的余达望，细菌学的屠宝崎，生理学的贾国藩，化学的吴建中，德文教学周学普等等，都是当时有名望的学者。为教学急需，侯宗濂教授派专人从海路冒险前往北京、上海采购药品、仪器、图书、显微镜等。就这样，在烽火连战的时局下，冒着生命的代价，福建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基本完成，基本满足了开课条件。于此同时，为了保证临床实践，在他的积极奔走下，学校在沙县城关的北区盖了附属医院病房门诊楼，此时福建医专已成为规模初具的高等学府。
侯宗濂教授把全部精力投入这所学校，一个人住在院长办公室房后简易的的小屋里，吃、住、备课、办公、接待客人都在这里。他平易近人，关心学生，经常和同学们在操场、城墙河边散步聊天，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帮助他们成长。侯宗濂教授与师生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后，该校凡出差去西安的师生都要专门看望老院长。侯老八十岁诞辰时，福建医学院师生代表团前来西安贺寿。
学校办在资源匮乏的山区，条件非常艰苦，但侯宗濂教授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群众。看到当地民众缺医少药，生活质量极其低下，而科班出身医生几乎为零的情况，他很着急。为培养急需人才，他牵头举办了5年连贯制的医专班，专门招收初中毕业生，一学年三个学期，没有寒暑假，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缩减学习时间，用5年完成学业，质历等同高中毕业念高等专修科。这在当时是个创举，缓解了医疗荒的现实情况，改善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就医条件。
几年间励精图治，福建医学专科学校已是一座学科较为完整、师资队伍稳定、培养水平较高的医学高等学府。1942年11月，福建医专建校迎来5周年，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庆祝活动，各科室一律对外开放，演示动物实验，展示生物标本、显微镜标本等，举办校运动会和文艺晚会，编印了纪念论文集，发表科研成果。侯宗濂教授的办学理念和成就得到社会高度赞誉。但因不久后省主席陈仪离职，时局变迁，波及医专。一纸命令，将创办人侯宗濂教授调离学校，去任名虚无实的所谓福建研究院院长，令他为之悲愤。恰于此时教育部委派侯宗濂教授接任西北医学院院长，他于百感交集中告别了曾留下艰辛汗水和无数回忆的八闽大地。

      情系西北，执著奋斗
在我国教育史上，有两所大学一前一后曾被冠以“西北”之名，有着不同的传承体系。而在同样的硝烟路上，它们的命运波澜起伏，闪烁着坚韧不屈的人文精神和智慧光芒，其中一所就是西北医学院。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平。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部分师生不甘受日本人的役使，陆续迁至西安，于9月组建成立西安临时大学。时居北平的大学医学院部分师生闻讯后，即在院长、内科学教授吴祥凤带领下辗转来到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1938年３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窜抵风陵渡，关中门户潼关告急，教育部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西汉中。各学院上千师生历时半月长途跋涉，还没安顿下来，4月，教育部发布了第二道电令，将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委员会决定，在城固县城的考院和文庙设立校本部及文理学院；在七里寺和古路坝设立工学院；在汉中市黄家塘设立医学院；在勉县设立农学院。医学院也随西安临大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 1938年5月2日，医学院借南郑卫生院建立附属诊所并开学上课，至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正式建立，并于1939年改称国立西北医学院（1945年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1950年改称为西北医学院，1956年改称西安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安医科大学）。
侯宗濂教授于1944年来到陕西汉中，任国立西北医学院院长。学校所在的汉中地区，北边是千里秦岭，南边是连绵几百里大巴山，千峰万岭，交通闭塞。医学院校舍分布在黄家坡古庙内，并在文家庙小学增盖草房，建起病房、手术室、化验室和调剂室等，在南郑县汉台设立门诊部，有内、外、妇、儿、检验等七科。此地条件极为困难，加上常常受到日寇飞机的袭扰，人心难安。教授们多是住简陋的校舍，或租住在当地农民家中，上课往往要步行一二十里路；学则住在竹片泥巴墙的草屋里，睡双层大铺，夜间透过瓦片间隙可见星月，遇到下雨时上课、吃饭、甚至睡觉都得撑着雨伞。同学们自己组织管理伙食，轮流值勤帮厨采买，物价战时上涨，生活愈发艰苦。学校食堂通常只有渗水发霉的糙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每天只吃两顿饭，常是八人围一小盆菜汤，很少见到油星。不少学生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被迫休学，有的则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才得以毕业。教师的生活也非常困难，工资按教育部“抗战期间薪俸七折”发放，少数从东北华北一带流亡过来的教师，拖家带口，担子更重，许多人要靠兼做会计、中小学教师维持生活。
最令侯宗濂教授担忧的，更在于医学设施的不足与医学教师的缺乏，缺乏像样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不能给学生们提供充分的学习条件，难以给病人提供良好的诊治环境。教师流动性大，学生上课缺少笔、纸和课本、就用变色铅笔芯泡成“紫墨水”记笔记，常常是多人共用一本教材，晚上点油灯、蜡烛照明读书……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肩负重担的侯宗濂教授，把教职员工、医护人员紧紧团结在一起，迎着风雨勇往直前。他仍然一如既往，把师资队伍建设放在学校发展首位，极力延请有作为的医学人才加盟事业，先是聘来几位已在当地开业的几位名教授，接着，根据当时大后方重庆聚集着一些西迁学者的实际，千方百计把他们请来。出于对侯宗濂教授眼界、学识、胸襟、为人的崇敬，大家心甘情愿直面困难，共克时艰。教师阵容中有儿科教授颜守民、隋式棠，眼科教授陈学穆、刘新民，皮肤科教授蹇先器、赵清华，耳鼻喉科教授杨其昌，内科教授李宝田、陈阅明，外科教授董克恩、万福恩、翟之英，妇产科教授王同观等。在医疗方面，外科能够开展阑尾切除、疝气修补术及前额叶离断治疗精神分裂症，眼科可进行一般外眼手术，耳鼻喉科可进行扁桃体摘除，妇产科可进行新法接生等。许多名教授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极其简陋的备件下忘我施教，辛勤育才，为广大民众诊治疾病。一批批优秀学子从这里走出，在抗战中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建功立业，许多学生毕业后直赴疆场，洒血捐躯。
侯宗濂教授是这个坚强团体的主心骨，也是最重要的学科带头人。王兆麟教授回忆说，侯宗濂教授“在百忙中还承担了药理学的教学。两台旧的记纹鼓是当时生理、药理实验室的唯一记录仪，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侯老指导我们开展了鹿寿草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就这样，他与方怀时教授1946年在台湾医学杂志共同署名发表了科研论文《鹿寿草的药理作用（初步研究报告）》，这是该院建院以来第一篇研究论文，也为后来研究鹿寿草的药理作用提供了可靠确切的资料。
随着抗战的胜利，西北医学院迎来发展新阶段。1946年8月，侯宗濂教授带领医学院北迁西安，并入国立西北大学，经一年筹备后，定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附设大学医院。侯宗濂教授任院长。自此他在大西北黄土地深深扎下根来，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振兴西医，光耀中华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改称西北医学院，成为一所独立的大学，担负起培养西北医学人才的重要使命。后定名为西安医学院。侯宗濂教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学院院长。他是建国后陕西全省仅有的四位一级教授之一。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我国医疗水平相当薄弱，培养大批医疗卫生技术人员迫在眉睫。为此，侯宗濂教授宵衣旰食，步履匆匆，席不暇暖。至1956年，学校已具西北地区最大规模，一些学科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每年招生人数已达500名左右。在这一基础上，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发展成为规模更大，水平更高，拥有3所附属医院的西安医科大学。
侯宗濂教授在大学校长中抓教学是有名的。50年代在整顿教学秩序，建立充实各教研室的工作中成绩显著，受到高教部杨秀峰部长的嘉奖。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学习国际上和兄弟院校的先进经验，以他亲自领导的生理教研组作为试点，大胆地进行教学改革。并亲自主编了《生理学实习指导》一书。在他长年如一日对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和积极引导下，教师的教学水平显著提高，教研室坚持定期集体备课，主讲教师要提前写好教案和讲授提纲，熟记教学的内容和教学方法，注重讲授的重点和难点，教师上课不带教案而讲授精确入微、鞭辟入里，成为生理教研室优良传统，这一先进经验也有力带动了全院教学质量的提高。
他抓西医的师资队伍建设更是不遗余力。建国后不久，学院就派出多名青年教师去苏联留学，攻读副博士学位，是高等医学院校中当时是最多的，回国后他们都成为各学科领域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使学院的教学、科研和医疗事业得以蓬勃发展。仅以生理学教学科研团队为例，60年代初已拥有20多名教职员工，其中教授2名，讲师8名，助教9名，专业技术人员多名，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教学科研队伍，号称“八大讲师”的教学团队在全国小有名气。后来上级批准成立了侯宗濂教授为带头人的“西安医学院生理研究室”，编制20名，是当时国内高等医学院校为数不多的几个生理研究基地之一。
侯宗濂教授甘为人梯，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董笃一教授回忆说，50年代初，他和另一位同志从正在毕业实习的内科，调到侯老领导的生理教研组。“当听说要我们担任教学任务，当时我们两人都有些胆怯．这时，侯老注意到我们的情绪以后，不仅从各方面对我们加以鼓励，而且，还亲自指导我们作生理实验。尤其是神经肌肉章节的实验，从解剖青蛙、制作坐骨神经排肠肌标本，侯老都给我们作了典型的示教。他那熟练、迅速而准确的技术操作，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同时也引起了我学生理学的兴趣。”范谨之教授忆及：“1950年我在生理科作实习助教，开始了生理专业工作，侯教授是我的启蒙老师，有机会受到他的更多教诲。他为了给我们打好理论基础，就亲自讲授物理化学课；为了让我们熟练掌握制作标本的技术，就摘下眼镜，亲手作示范，一丝不苟；对基本功训练，要求更为严格，在作单收缩、疲劳曲线、Pf luger定律，Loewi实验等古典项目时，结果必须典型，要达到教科书上的标准。侯教授在工作中非常强调创新，鼓励多设计新的图表、模型、编写新的教材。侯教授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帮助很大，为我的专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侯宗濂教授非常注重科研基本技能的训练，高度重视选题，并要求研究者亲自动手，熟练地掌握实验技术，注意每一个实验细节。所有来教研组的助教，他都安排半年到一年时间集中进行实验技能的培养，除安排讲师专人负责外，他经常亲自指导，解决疑难，检查验收。他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助教们为达到规定的标准，常常夜以继日的作实验，有时为完成一个理想的项目，所用蟾蛤竟多达百只。50年代，中央号召科研工作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正是侯宗濂教授长期思考的问题。1954年他曾作为中国科普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参观，此行进一步引起了他对基础教学科研工作的高度重视。联想到自己30年代起步的关于兴奋性及其指标的研究，既是理论工作，又有实用价值，于是就重新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从前苏联学者纳索诺夫的工作受到启发，提出应激性和兴奋性是可分的，在组织发生兴奋的过程中要经历应激和兴奋两个阶段，即“兴奋发展过程阶段论”。他的这些观点发表后在国内生理学界引起了激烈争论，他则表示，有争论就是好事，促使学者深入思考，使工作实践更接近真理。1955年他亲自创办并担任了《西安医学院学报》编委会主任，大力促进学术繁荣。侯宗濂教授亲自招收研究生，对每一名研究生的论文都进行仔细审查和一句一句的修改，倾力传授从事科学研究的经验和学术思想。
在1958年开展的教学改革中，西安医学院率先在国内医学教育界提出了“分科循环，集中教学，按人体系统分科”的教学模式，通过具体实施成效显著，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亲临学校视察。与此同时，学院在国内开展首例低温麻醉心脏外科直视手术取得成功，并召开了全国现场会议；学院地防病研究室发现的用大量维生素C抢救克山病重危病人的研究成果享誉国内外；有关教授编著的《颌面外科学》和《皮肤病学》的相继出版，以及心电向量视波器的研制成功，使学院教学科研工作在国内名声大震。
侯宗濂教授长期担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并创建了陕西省生理科学会，一直担任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1957年他再次出访苏联，访问了著名的巴甫洛夫实验室，同该国的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并参加了在该国举行的第25届世界生理学大会。60年代是他学术研究异常活跃的一个时期，1961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生理学大会上报告了他关于“兴奋过程发展阶段论”的重要学术观点；1963年在《生理学报》和《生理科学进展》上分别发表了《正确反应兴奋性的指标及应激性、兴奋性的分离》、《应激性与兴奋性是各自独立的、可兴奋组织的特性》两篇论文；1964年在大连举行的全国生理学会上又作了《神经的应激、兴奋、适应》的学术报告；1965年完成了《从寻求正确反应兴奋性指标出发，探索应激、兴奋和适应》的论文，并总结提出兴奋发展阶段论学说。王兆麟教授回忆说，当年他曾在侯宗濂教授指导下开展一项研究，“正当实验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时候，侯老因病住院修养。他身在病榻而心在科研，嘱咐我定时向他汇报实验结果，他看到我们走进病房即精神振奋，把他日夜思考的问题结合实验资料进行反复推敲，从无倦色。”
为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侯宗濂教授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尤其结合实际，反复研读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原著，力图自觉运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指导科研实践。他历来提倡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要学习自然辩证法，陕西省高等院校曾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自然辩证法讲习班，侯宗濂教授作了专题讲座。他经常现身说法，深有感触地说，在科学上的成就，很大部分是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也正因为这样，他向助教们提出必读的哲学著作，亲自过问学习情况，同他们一起进行讨论，解答提出的问题。曾任陕西省教育工委和西安医科大学领导职务的石大璞教授回忆说，当年在侯老身边学习工作，“我深深感到他科学上成就的取得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他对实验设计的精心，另一个是使我敬服的他对研究课题的致思，他那思维的艺术，正是这样，我作为一个科学山崖下的攀登者曾不止一次的求教过侯老：怎样才能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方法是什么？侯老总是谦逊而又风趣地教导我：要善于发现前人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的暗点；要多思，一些研究成果与其说是做出来的，不如说是想出来的。”

      千锤百炼，耕耘不息

作为全国屈指可数的一代医学教育大家，侯宗濂教授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在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高等学校拔“白旗”、批判学术权威运动等，都曾冲击到身为院长的侯宗濂教授。1966年兴起的文革狂飙，更使已步入晚年的侯宗濂教授在劫难逃。但他丹心如初，在泥泞中奋力前行，为祖国人民竭尽绵薄。
1972年，侯宗濂教授刚从关押他的“牛棚”出来，不顾当时学校仍处于混乱无序状态，立即组织几名年轻教师学习日语。就在这一年，周总理发出了“在全国开展针刺麻醉研究”的号召，侯宗濂教授便积极组织教研室同事开展此项工作。这是一个他原来并不熟悉的领域，已逾古稀之年的他迎难而上，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在自己身上反复扎针体会针感，进而采用形态与功能相结合的方法，对穴位和针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他所领导的研究组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概括起来有：①穴位针感感受器是深部感受器，针感并无特殊的感受器，而是根据穴位所处的环境不同，不同类型的穴位各有其为主的感受器；②穴位有相对特异性；③由不同类型纤维传入的针刺冲动产生不同的感觉，但针感主要是由细纤维传入的；④各类纤维的传入均可产生镇痛作用，但针刺时兴奋的纤维越细，镇痛作用越强。上述成果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974年全国第一届针刺麻醉会议召开，制定了全国协作研究针刺麻醉的五个重点研究专题，其中“穴位与针感”专题确定西安医学院为牵头单位。侯宗濂教授全面负责全国这一专题的组织协调、学术交流，并巡视指导各单位的研究进展。
1975年，卫生部主持召开各专题负责人会议，肯定了前阶段的研究成绩，支持有条件单位成立针刺麻醉原理研究室。在侯宗濂教授积极筹划下，成立了西安医学院针刺麻醉基础理论研究室，在生理教研室基础上，还接纳了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和生物学教研室的教师广泛参加，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针麻原理研究热潮，一篇接一篇的研究论文在中国科学、中华医学杂志、生理学报、动物学报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参加了国内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接待多次国外学者的来访，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1979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科技成果（集体）奖一项。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侯宗濂教授精神振奋，斗志更坚。年逾古稀的他仍挑起院长重担，与广大师生并肩耕耘在科学的春天，直至1980年，他已80周岁才改任名誉院长（后又担任西安医科大学名誉校长）。1978年他应邀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所领导的《针麻原理—穴位针感研究》和《肌肉神经普通生理学—应激、兴奋、抑制及适应》两个课题，均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励。1979年他受卫生部委托，主持编撰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生理学分册。他成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亲手带的学生现已成为著名学者，有的成为校级领导干部。
侯宗濂教授毕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坚定地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解放前他向往光明，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建国后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医学事业鞠躬尽瘁。他是陕西省、西安市九三学社组织的创建人，并长期担任其主要领导职务，同时积极参与九三学社中央领导工作，卓有建树。作为著名学者，一院之长，身兼多种职务的著名爱国人士，侯宗濂教授历来十分尊重学校党委领导，长期合作共事，亲密无间，与历届党委书记和党员副院长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堪称党内外合作的典范。他曾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的制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早在1956年他就提出入党愿望， 1973年正式提交入党申请书。1985年10月18日，85岁的侯宗濂教授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而也正在这一年，他为之奋斗了多半生的西安医学院，定名为西安医科大学，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2000年，根据国务院决定，与西安交通大学合并）。在晚年，他仍十分关心学校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并在一如既往，在自己衷心热爱的生理学领域忘我耕耘，默默奉献，永不止步，为西医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1992年3月17日，一代杰出的医学教育家和生理学大师侯宗濂教授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事业、同事和学生，享年92岁，他的塑像屹立于校园，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此系侯宗濂纪念文集评传部分，文集编写组由闫侃厚牵头，成员有薛纯兰、韩菊、高琰、和新颖、张颖、陈锐、杨勇、李晔、杨涛）

医学泰斗 兴学楷模

医学泰斗兴学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