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有光
西安交大图书馆文史阅览室一处不起眼的架板上，静躺着一函七册线装图书——《矿学真诠》。弹去书上厚厚的历史尘埃，细细品读，顿觉明珠理应重放异彩。这套善本图书，不仅可能是我国仅剩的惟一藏本，而且与中国近代追赶西方科技、交大的校史及其当时某些重要历史人物息息相关。
《矿学真诠》系王汝怀所著，它出自晚清中国留学生之手，也是早期追踪西方近代科技、为数不多的学术专著之一，标志我国从翻译西方图书走上自著科技图书的道路。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快船利炮为清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惨痛教训，促使清政府内部逐渐分化产生了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学东渐、汲取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治十一年（1872）起，清政府每年都要派数十名留学生，官费赴国外学习。这些留学生大多学成归来，精忠报效祖国。王汝淮正是这种情况下派往英国攻读地矿科技并学成归来的杰出留学生。
翻开《矿学真诠》，扉页印有：“戊午（1918）端阳 矿学真诠 石室主人著”字样，并竖题“王汝淮捐”一行墨迹，表明当时此套专著是王汝淮捐赠南洋公学图书馆的。次页印有“受业杨殿琛校”字样。第四页刊有“版权所有”标记，并称中心未加盖“石室之人王十四”印者即是盗版图书。未见署出版单位之名，大概是自费印刷的。
《矿学真诠》封面题签出于严修之手，楷书苍劲而俊秀。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三河人。1894年任贵州学政，1896年改贵阳南书院为经世学堂。1897年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主张开经济特科以广取人才。戊戌变法失败后，隐居天津，致力于地方办学，手创著名南开中学及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北洋师范、高等政法、女子学堂等，时称直隶地方教育为全国各省之冠。1902年和1904年，两次赴日本考察学制，尤关注幼稚园、小学，次为师范，再者职业教育，最后才是大学教育，著有《壬寅东游日记》。1905年谕准设立学部，并将国子监归并学部，出任右侍郎。在学部任职期间，主持设京师督学局，创京师图书局，专门编译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1907年，曾参与《女子小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的拟（修）订工作。从严修的社会经历不难看出，他为《矿学真诠》题写书名，空穴来风，事出有因，看中《矿学真诠》是发展新式教育急需的且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部优秀教科书。
王汝淮，字皖南，生卒年龄暂不详。从其名、其字推测，或许是安徽皖南人，生于汝水、淮水边。通过该书与所附的序跋，能大致了解王汝淮的部分活动经历及有关《矿学真诠》的一些简况：光绪十六年（1890），王汝淮奉调入京师同文馆学习，直到同文馆肄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由清政府派往英国伦敦留学，“专习矿务，历观各国开矿之工程，研求各厂机器之作用。”“殚精竭虑，十载有奇”；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成归国，“掌教京师实业学堂”。与他共同执教的还有其他学成归来的留学生，长达5年之久。时称“声誉鹊起”；宣统三年（1911），他带学生“往汉冶萍诸厂为矿学实习”。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避居津门，“每思我国矿学向鲜专家，固以师长之教授，社会之报告，躬亲身之阅历，集矿学一门，分别部居，推阐详尽，不厌繁赜（ze，深奥），使普通科学稍窥门径之士，不必求师教授，读之即能了解于心，或者递演递推，人人知矿学之浅易，不视开矿为畏途，庶宝藏可兴，亦吾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也。”故闭门著书，立志要写一本具有科普性、实用性的好书；民国三年（1914），完成初稿，请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审阅。唐文治为《矿学真诠》写跋，称赞王汝淮“深愿振兴中国之矿政”，其书“积十余年之学识经验，复参以西洋各国之良法美意，汇成巨帙”，“他日兴办矿业专门学校，不患无良善之教科书矣。我国矿政之兴，此其嚆（hao，起头）矢乎？”说明《矿学真诠》大体已经写成；民国四年（1915），王汝淮将《矿学真诠》文稿呈汉冶萍公司董事长盛宣怀审阅，盛宣怀欣然为《矿学真诠》写跋；民国六年（1917），杨晟、李家驹分别为《矿学真诠》写《跋》与《后叙》；民国七年（1918），学友陈贻范为《矿学真诠》写跋，称赞是书“撷取菁华，绘图立说，确资实用，洵钜制也”。同年，《矿学真诠》正式出版。
已知为王汝淮撰写序、跋的有关人士，均非等闲之辈。譬如李家驹，1902年曾任京师大学堂副总办。戊戌年间（1898）受孙家鼐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参与大学堂翻译出版《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之事，对日本教育制度颇为详熟。又如陈贻范，1898年曾参与罗振玉创立上海东文学社，该校主要培养翻译人才，学制二年，考虑翻译农书的需要，另设有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课程。陈贻范后来参办《农学报》、《教育世界》等报刊，成为这些著名刊物最得力的翻译骨干。可见，这些序、跋的作者，都是晚清倡导开风气、启民智、兴学堂、废科举，为创办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矿学真诠》主要内容是：第一卷曰矿产，“论矿产以明理由”；第二卷曰采矿，“采苗质以备分析”；第三卷曰打钻，“打深钻以探虚实”；第四卷曰破土，“破土石以达宝藏”；第五卷曰矿井，“开矿井以通各窿”；第六卷曰挖矿，“选捷法以挖矿产”；第七卷曰撑架，“筑撑架以支矿窿”；第八卷曰灯光，“用灯光以烛黑暗”；第九卷曰运矿，“铺轨道以输载运”；第十卷曰通风，“透空气以供呼吸”；第十一卷曰起矿，“设吊车以通出入”；第十二卷曰治水，“消积水以便工作”；第十三卷曰净矿，“淘沙石以取净矿”；附录为“汉英名词表”，实为简明英汉地矿词典，按中文部首检索，英汉对照，共收词汇约1100条，许多译法沿用至今。读者由此能进一步学习专业外语。《矿学真诠》为建立当时中国几乎一无所有的地矿科学，具有非常高的科技价值，正如作者所言：“各卷所论，博采五洲各国矿产之优劣，产矿之原因，习用之良法，精良之器械，以及名人之精理粹言，而尤注重于机器与器具，务指其利弊之所在，使读者知所择取。”
《矿学真诠》还蕴涵着另一价值，即为创办和发展南洋公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两位元勋，都欣然为它写了跋。书中不仅留下了唐文治、盛宣怀的亲笔墨迹，而且为后人留下了他们的教育思想和科学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科技史领域应该占有必要的一页。
唐文治为王汝淮写跋时，恰值他任南洋公学校长已有多年，学校蓬勃发展，教学欣欣向荣。后人评价此时是南洋公学历史上“编著文史课本时期”。看来他除关心“文史课本”外，同样关心科技课本，从其《跋》里，可探究他深邃的教育思想与科学（地学）思想：
（1）唐文治认为，中国古代早期矿学很发达，后来渐渐落后的原因是起始于“地图”即朴素的地质图、矿产图之失传，振兴中国矿学，就是要发扬中国古代重视地图的光荣传统。他说：“余幼时读《周礼·地官》称：‘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若以时取，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尝为之掩卷叹曰：吾国矿学之不发达，其始于图之失传乎？”因此，对《矿学真诠》中附有大量地矿插图极为赞赏。唐文治说：“（王汝淮）积十余年之学识经验，复参以西洋各国之良法美意，汇成巨帙，中间所列各图，朗若列眉，又深合《周礼》物地授图之意，阅竣乃从容语王君曰：他日兴办矿业专门学校，不患无良善之教科书矣。”《矿学真诠》之所以是一部好教材，“所列各图，朗若列眉，又深合《周礼》物地授图之意”是主要特点之一。
（2）唐文治认为“采矿之道，非学不成”，本来我国“古时求矿有术”，可惜后来落后了，在于后人不能学习继承与发扬光大。他说：“粤稽《管子·地数篇》言：中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百六十九。大哉，富媪（ao）甲于瀛寰。《管子》又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上有赭者下有铁。其说诚不足徵，要亦可见古时求矿之有术。下逮汉世，州郡设有铜铁官者，凡数十处，盖汉犹近古，矿学虽已失传，在上者犹尚知整饬矿务，不使货弃于地也。然采矿之道，非学不成。”所以，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近代工矿产业，一是应“整饬矿务”；二是必须学会和掌握西方的“采矿之道”。
（3）唐文治认为西方社会进步，来自“矿政之精良”，经济基础雄厚得益于矿学进步。我国要追赶西方，就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仅在一般学校设矿科还不够，必须创办“矿业专门学校”，使“人人悉知采矿、运矿、起矿、净矿之道”。他说：“英美所属之新旧金山，每岁所出金银数十万，悉啻（chi，何止）取之如泥沙，矿政之精良，皆矿学进步之所致也。今中国贫瘠甚矣，（唐）文治昔年供职农工商部时，尝贡议以为我国欲求矿政之发达，应先筹办矿业专门学校，造就矿学人才，俾人人悉知采矿、运矿、起矿、净矿之道，锲而不舍，行之数年，必有成效可观。”
（4）唐文治任农工商部尚书时，不仅多次建议“筹办矿业专门学校，造就矿学人才”，而且意识到办学必须有好教材。他深悉王汝淮的志向与学识，故“尝为矿学士王君皖南言”，多次鼓励王汝淮学有所成，撰写矿学教科书，推进科普与新式教学。王汝淮文稿写成后请唐文治写跋，也是事有前因的。当阅毕《矿学真诠》后，唐文治心里由衷高兴，曰：“他日兴办矿业专门学校，不患无良善之教科书矣。我国矿政之兴，此其嚆（起头）矢乎？爰乐为之跋。”唐文治鼓励王汝淮编写新式教科书，本身也就蕴藏着自己热衷创办新学、注重实业的激情，在他领导下，南洋公学铁路专科、电机专科，都安排有一学年的“地质学”专业课，而铁路专科还要专门学习“测量学”（包括“绘地图、实验”等），这正是唐文治重视“矿政”的思想在南洋公学办学实践上的鲜明体现。
盛宣怀早年曾参与擘画创办中国近代工业——大冶铁矿、武汉铁厂、萍乡煤矿等企业，功勋颇著。他为王汝淮写跋时，恰值接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不久。中日甲午战争后，盛宣怀认识到挽救国家危亡有赖于“民智日开，人才蔚起”，故敢为天下先，创办了中国近代高等学府——南洋公学，希冀“早一日开学即早一日成才”。夏东元先生说，盛宣怀出生于非常之世，做过非常之事，是非常之人。盛《跋》则为我们展现了其深刻的教育思想与科学（地学）思想：
（1）非常重视矿冶人才 ，赏识矿冶人才。他说：“矿之为利，昭昭也。吾国上下患贫而键（锁闭）富于地中，何为者耶？论者必曰无资，曰无人，吾亦谓然。然资可仓卒集，人不可旦夕求也。数十年来，举国言路政矣，而专门路学者，寂寂无几人焉；言矿政矣，而专门矿学者，又寂寂无几人焉。王君积十余年之学识经验，参以各国之名言精理，荟萃而成是书，缋图列说，巨细毕具，囊括万有，冶之一炉。其于斯学，可谓勤且博矣。”盛宣怀先后创办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目的就是培养人才，北洋大学则开有“矿务学”。重视矿学人才，是他的一贯思想。举办矿业，资本（金钱）固然很重要，但人才更重要，因为“人不可旦夕求也”。要打开地下宝库，必须立足长期培养地矿人才。他高度评价王汝淮及其著作，实质既肯定王汝淮是难得的人才，又感慨我国这类人才太少，希望地学教育，尽快结束中国“专门矿学者”、“寂寂无几人”的凄惨局面。
（2）盛宣怀为实践振兴中国近代矿冶的理想，苦苦奋斗了几十年。他说：“不佞谈矿务于举世不谈之先，其时同调弥寡。迨光绪中叶，乃以沿牒于役，偕同外国矿师实地探勘，足迹遍长江上下游，今大冶、萍乡权舆（开创）于此。其后选请创办勘矿总公司，广设矿务学堂，事或有举、有不举，要其念兹在兹，锲而不舍，盖已历数十寒暑矣。”为兴办中国近代矿冶，盛宣怀“念兹在兹，锲而不舍”近四十年。早在国人未谈矿业之初，他率先涉足采矿冶金业，光绪三年（1877）聘外国矿师勘察江北煤矿与大冶、武昌、兴国等地铁矿；1883年以“官督商办”体制开采山东栖霞、招远铅矿；光绪中叶，他偕同外国矿师实地探勘，足迹踏遍长江上下游；1896年从张之洞手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1898年又兼办萍乡煤矿；广设矿务学堂，兴办新式教育，等等。总之，这些事有办成的，也有未办成的；有办好的，也有未办好的，但“使吾国驯致于富强之域”，则是他长期不懈追求的目标。
（3）对几十年来洋务运动创办近代工矿业所走的曲折道路，感到很不满意，对脱离国情的“经生学子之著述”嗤之以鼻，寄殷切希望于后来者。他说：“嗟乎！外人方目吾国为宝库，乃茫茫禹甸，仅此开（开滦）、峄（峄县）、萍（萍乡）、冶（大冶）数矿支柱于大地间，觇国者，其谓我何哉？”盛宣怀所言的这几个矿，其实与他或多或少都有联系。他认为整个中国，比较有影响的矿冶仅此寥寥数地，让那些觊觎中国矿利的洋人耻笑，每个国民都应感到惭愧与羞耻。他说：“予老且病，获睹是帙，心目为之开明。”从王汝淮及其著作看到中国矿业的前途，自己虽是夕阳之人，深信立志报效祖国的人才必将后继有人，层出不穷，预言“是书一出，世之从事矿业者，皆将奉为师资。异日当无乏才之虑。王君以一人而造就千百人，且能使吾国驯致于富强之域，其功力之伟大，又岂经生学子之著述所可比伦者欤？”
《矿学真诠》从写作到正式出版，反复修改润色，历时达8年之久。这本矿学力作，出版前曾用于课堂教学并指导学生矿山实习；出版后填补了国内此类教科书的空白，为培养人才发挥了作用。它不仅反映了我国当时学习和追踪西方矿学科技的步伐，而且反映了光绪末年至民国初期地矿教育的历史和水平。《矿学真诠》问世距今已有70多年了，王汝淮作为我国早期归国留学生的一员，在国家危难之际及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里，献身祖国地矿教育事业，热心科普工作，求索科技兴国之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缅怀与学习。
（原载《中国古代科技史钩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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