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有光
摘 要：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举办的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
它把加强科学教育作为办学宗旨，创办科技刊物，引进与宣传西方新思想、新科技、新知识，培养新式人才，以上海为窗口，睁眼看世界，开风气，启民智，育人才，兴实业，传播科学与民主意识，为“五四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奠定了扎实的前期舆论基础。
关键词：五四运动前期 南洋公学 科技刊物 科学意识 民主意识
甲午战争后，当日本帝国主义把耻辱的《马关条约》强加于中国之时，我国一大批志士仁人痛感亡国灭种的危机，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倡导广设学堂，义无返顾地踏上了科学（工业）救国与兴学育才的坎坷征途。南洋公学（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1896年创立，一度改名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从创办译书院大量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著作起步[13][14]，逐步走上自己办学术刊物的道路。自1915年南洋公学同学会（1916年后改为上海南洋公学学生会）出版第1期会刊始，截止1919年底，先后出版《南洋》（或《南洋》周刊）14期；出版《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简称《工专杂志》）10期（其中有合刊一期）。[1]～[11]创办这些新式刊物，不仅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而且开风气、启民智，传播科学与民主意识，成为“五四运动”前倡导“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先驱。
一、《南洋》季刊的科学园地与科学精神
1915年3月，南洋公学同学会创办的《南洋》季刊创刊号问世，唐文治校长《同学会杂志题词》指出：“今者同学会杂志发刊，余知必能阐明中西圣哲之义理，科学之微奥，以饷我学界。行见风行海内外，振瞶发聋，廉顽立懦，以维持一世之人心道德。”[1]在《南洋公学之精神》一文中，陈容总结得出本校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校风主要有三方面，其中之一是“注重科学工艺以增进民智”。他说：“科学与工艺二者，非近世文明之两大根源乎？我国学者多讲求哲理，而少研究科学；多重视文学，而少注重艺术。夫多讲求哲理重视文学是也，少研究科学注意艺术则未是。今我国之所以不及他国者，其尚在哲理之少讲求文学之多不重视乎？抑亦于科学之少研究，艺术之多不注意也。夫科学少研究，则新理何由发明？艺术多不注意，则新物亦何由制作？徒固守数千年之哲理文字，其能免天演物竞之淘汰乎？母校知其然也，故以科学艺术与哲理文学并重，所延请之教员，多为科学专家，而所学习之功课，与欧美各大学亦相亚。于民国纪元前六年，即设铁路科，后改为土木科。于纪元前四年，又设电机科，后改为电气机械科。于纪元前二年，建电机厂与土木模型厂，而复年派毕业生赴外国工厂实习。此皆注重科学工艺之明证也。”[1]
过探先在《南洋》季刊上发表《美国农林考》，目的是“爰以美邦农林政务……详述促进精励之方，非曰管窥蠡见，敢测全豹。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未始非当世得失之林也。”《美国农林考》对向国人普及国外农林科技成就、改变中国落后的农林业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说：“美邦都人士夫讲求农业，不遗余力。耕获则利用气机，以代胼手胝足之劳。除虫则用化学毒品，以收事半功倍之效。高等农校，遍设各省，教以促进农业之方。小学添教普通农事智识，勖以勤耕自立之道。有试验场以讲求土质地宜，有测候所以度寒温旱涝，有讲习所以广布新异良法。无怪乎以一夫而可耕百亩之田，以未冠之童，耕一亩之田，而得二千磅之玉蜀黍。原料日多，制造发达，乡里日富，国库日充也。”过探先敏锐地觉察到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向美国学习，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教育。他说：“北美人士，多以教育美备自夸，而近来农林教育，尤多注意。自大学以至小学，莫不悉心筹划，冀进尽善。即幼稚园亦多设博物一科，以引起童孩羡农务本之心，各级教育，可概别为四大类。”因此，《美国农林考》用很大的篇幅，对美国农业研究机构与组织、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与初等农业教育，都一一作了非常详细的考察与介绍。[1]
《南洋》第二期用大部分篇幅发表了一组介绍科学发展与普及科技知识的文章，对科学的价值与作用亦有涉及。周铭的《电解（原）理浅说》，详细介绍了“亚兰尼亚氏所拟之电解（原）理之大纲”。[2]周厚坤《汉文打字机之发明》、李复几《重建汉口商埠之计画》等文，则是用英文撰写而成。[2]
胡端行《论发展中国电气事业》指出：“世界先进国之科学家工业家，日费其脑力思想，实验考察，发明最利之电机，推广至精之妙用……”电气事业作为“振兴工业之利器”，我国应该“急起直追之”。胡端行认为“养造实用人才”、“兴办电灯”、“建筑电车”等是发展中国电气事业的基本途径。他在《经营电气公司之实验谈》一文中则专门探讨了经营电灯公司如何“获利”问题。[2]他的《实习余谈》一文，根据自己在美国奇异电工厂的实习经历，专门向学生讲述了如何从事科学实践问题，内容包括“实习之程序”、“试验之布置”、“专求之试验”、“普通之试验”、“实习生之责任”、“实习生之精神”等。胡端行指出：“学生在学，大都有书生习气，视重役为苦，恶作委诸工属。实习生则不然，事无钜细，靡不躬亲，举重若轻，精神发越，困心衡虑，不惮烦劳，养成伟大之魄力，强毅之志气。工师之成，赖此为多。是实习不仅获实用技能智识，兼能强固精魄，发达体育。实习工程者，知所务矣。”[2]
张廷金《论计学与实业之关系》阐述了中国发展科技、振兴实业，必须重视经济核算问题。他说：“近数十年，海禁大开。中国贫弱，日甚一日。忧国之士，咸知非商战不足以立国，非实业不足以救贫。然企图实业，相率倒闭，前仆后继，累累相望，成功者少，失败者多，其故何哉？”“实业之命脉，在乎计学。会计井然，万事顺序，群商百业，莫不以计学为行商之基础。”[2]
侯光迪《夏令卫生谈》立足向大众普及卫生保健知识，内容包括“饮料之卫生”、“食物之卫生”、“旅行之卫生”、“家居之卫生”、“交际之卫生”、“夏令灭蝇法与灭臭虫法”、“夏令腹泻之原因及其预防法”、“霍乱症之预防”、“痢疾之预防”、“疟疾之预防”、“鼠疫之预防”、“中暑之预防及急救法”，突出了以预防为主的思想。[2]
秦岱源《释工党》与上述科普文章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即论及如何实行劳动“民主”问题。《释工党》说：“工党维何？劳动者关于劳动条件，冀与资本家有所对抗，藉同业之关系，而团结组织者也。” “凡劳动者求其自己之地位有所改良进步而组织之团体，其种类各自殊别，有所谓共济团者，有所谓消费团着，有所谓生产团者，是等之组合，各有特殊之目的。总之不外劳动问题解释之方法焉。工党者，盖由劳动者恃其团结之势力，对于资本家要求可以自利之条件耳。”认为我国劳动者，“欲在二十世纪中求展足之地”，就要建设自己的工党组织。[2]
二、《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的科学精神与民主意识
1915年6月，《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简称《工专杂志》）出版发行，该刊是本校学生创办的学生杂志，其中专门辟有“论著”、“科学”、“工艺”等栏目。张荫熙《发刊宣言》开宗明义：“铁路、电报、航舶、电话，有形之交通也；方言、国语、报章、杂志，无形之交通也。吾国进步之滞，在有形之交通，尤在无形之交通。本校造造之材，在有形之交通，亦在无形之交通……本杂志发轫之始，畸重科学，意在实艺，不务修辞，文旨谫陋，顾形自惭。博雅君子，宏垂教诲，所欣慕焉。”不难看出，所谓更加重视“无形之交通”，就是要通过创办刊物，大力宣传科学，弘扬实业。[3]
1915年6月至1916年12月，《工专杂志》一共出版了四期。其中（1）“科学”栏目刊登的文章有：李石林《化学上之心得》、陈长源《炮术与落体及抛射体之相互关系》、金云《论多次方》、金汤《肥皂泡及其膜之张力》、杨锡冶《绘事一角》、音《颜色相片》、裘维裕《几何三题》、林若履《空气杀人论》、心塞《摄影谈》、陆尔康《说减火之理及其原料》、陈长源《科学丛谈》、桼园《桼园丛译》、王志成《测量练习与英尺之关系》、李学海《时季变迁之现象及其理由》、柴骋陆《水底压力之中心》、金云《论镜》等；（2）“工艺”栏目刊登的文章有：杨肇燫《耐加那瀑布之电气工业》、仲志英《铁路建筑大意》、陆法曾《上海法界电车公司号灯图说》、陈体诚《美工程司导准计画之报告》、张荫熙《电学大义》与《无线电报大义》、受兹《双翼飞机构造法》与《双翼飞机构造篇》、潘先正《海底电报大意》、徐芝田《房屋建筑学》、裘济亮《电灯略说》、薛次莘《上海道路建筑》与《钢带尺修理法》、潘先正《记巴拿马太平洋赛会之空中》与《探海灯之构造》、郎生原著李铿翻译《混合土路建筑》、凌鸿勋《美国桥梁公司闻见录》、裘济亮《电灯略说》、徐芝田《房屋建筑学》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从事了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普及工作。[3]～[6]
《工专杂志》在“论著”专栏以连载方式刊登了蓝兆乾的《科学救国论》，提出了只有靠“科学”才能救中国的思想。蓝兆乾说：“科学者，救国之本计，凡政治军备交通实业财政教育，皆赖之发达者也。”中西国力之所以差距悬殊，在于中国科学不发达。“不观夫美利坚乎？稻梁菽麦，一岁成再获之功；瓜桃枣李，一核收盈筐之果……吾闻其油矿之盛也，工作数万，油池如海，由本薛文义（产油省名）以达纽约数千里，不需舟车之运载而由地管焉。吾闻其输出之广也，艨艟巨舰，日发千艘，度大西洋，越太平洋，欧亚澳非之民族，敦不资以为生者。吾闻其国力之富也，凿运河，倡救恤，费用以钜亿，施助辄千万，曾无几微之吝惜焉。其所以财贸充盈，浩浩如河海，累累如丘山者，何哉？科学发达也。”“不观夫最近之发明乎？有行空之电车，不丽于地，不系于线。有明瞽之新器，显形为声，诵习以耳。有外紫之光线，合炭轻以为糖粉，农田可废。有纪事之电机，依声筒以为书，笔砚无用。又有不灭之电机，横海之飞艇，天空地底之传语，火星运河之发见，行舟摄影，操纵于数十里之外，而不烦监视。其所以出奇争新，拙造物而小天地者，何哉？科学发达也。”[3]～[5]
在这篇文章里，蓝兆乾全面论述了什么是“科学”以及如何在我国传播运用“科学”。认识到科学是不断丰富的知识体系，“科学者，日新月异，随时代而进步者也。故西土工师之大会议，赶赴不遑；书报之新发明，精进无已。所以启新知，敦旧闻也。”认为中国要普及科学，就必须有组织地大批翻译西方的科技论著与教科书，使大众易于学习。“英法德人之习几何者，不闻用希腊文也；工摹善仿，日本为最，其习科学，不闻纯用西文也。盖科学者，重实验而任公例，其效果原理，岂因文字而有殊哉？且吾之所谓转译，非屏弃西文也。”科学研究的领域，博大精深，“科学者，至繁赜至艰邃之业也。大别之为物质自然，小别之为工艺学术，十百其类，万千其门。”“科学者，有系统有连属之学也。一艺之成，各有其序；一业之造，各有其班。是可阶而升，不可超而跃也。”关于科学与经济的关系，蓝兆乾认为：“发达科学，以工商业为之辅也。”至于“欲图存救亡”，即科学（实业）救国途径有三：一是“兵工事业”，“尤急者为飞机、潜水艇、无线电、汽车、枪炮之制造”；二是“交通”业；三是“农林水利等业”。发展科学，必须打好基础，蓝兆乾认为：“夫行远者必自迩，登高者必自卑。今欲发达兵工农林水利诸科学，岂可一蹴而几哉。必也以理化为之本，数学为之基，实验工作为之辅，学会专校为之倡。”“近世之所谓物质文明者，数理化之变相也……三者科学之根基乎？”[3]～[5]值得指出的是，蓝兆乾的这篇《科学救国论》，还被连续刊载在1915年～1916年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上，被当今一些研究者认为它代表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群体先知和重要的思想向导”。[12]
林若履《论本国工业不发达之故及其将来之推测》：“本国工艺不发达之故，除泥守古法而外，以失教育为最大之原因。夫不学之士，思想浅陋，智识未开，既朦昧乎物理，复荧惑乎物质，而欲语以工业，断断不可。”“所恃以救危亡挽国运者，非改良工业不足以言利军器，非发展工业不足以裕国帑，是则今日之急务，莫工业若矣。”[3]
凌鸿勋《土木工程之界说及其作用》一文专门论述了土木工程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他说：“土木工程者，非必深奥而难知者也。其原不过基于普通科学。质而言之，则土木工程者，乃普通科学之实用而已。然则欲补助，天工开物成务者，必须先通科学，然后用科学之理，以发明各种工事。至土木工程与各科学（涉及算学、物理、化学、地质、气象）之关系，亦有足研究者。……科学愈开明，则工程事业愈发达，工程师虽然不能于以上诸科专心致志，然不能不通其大义，则无可疑也。凡开通民智、振兴实业，所赖于土木工程学者尤众，有志之士，曷速研实学以急起直追乎？”[3]
1917年4月至1918年12月，《工专杂志》一共出版了三期。其中（1）“科学”栏目刊登的文章有：戴茅澜《裂殖菌》、柴骋陆《水之浮力》、姚鸿逵《验砒霜法》、周丕显《日球与世界物质文明之关系》、孙宝墀《地圆说考》、彭昕《深海渔灯》等；（2）“工艺”栏目刊登的文章有：冯简《电报略谈》、胡端行《说电动机之便利与其工作应用》、陆承禧《内地街道改良刍议》、张有桢《萍乡安源煤矿记略》、谢仁《电车铁道与汽车铁道之比较》、彭昕《实用化学丛谈》、谢仁《美国最大电机工业之概要》、孙宝墀《盒图》等。不难看出，这些文章向人们普及了有关细菌繁殖、浮力、砷化物鉴别、地圆说与地理大发现、灯光捕鱼、电报、电动机与工业电气化、城市道路规划、煤矿开采、有轨电车与汽车、化学常识、地形模型种种科学技术知识，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7]～[9]
关于“科学”对人类社会进步之作用，周丕显《日球与世界物质文明之关系》则给予热情的张扬。他说：“近代科学大昌，物质文明，日进无已，机械之用日广，制造之术日精，交通利变，商务繁盛，人类幸福，因而倍增。吾人今日所享受之幸福，耳闻目见，端赖各国今昔科学家理想家，潜心研究，殚精耗力而造成之。吾人饮水思源，当不能不感受其赐。”[8]
论著栏则继续刊登有关普及科学思想的重头文章。邹恩润（韬奋）《对于吾校二十周纪念之感言》高度赞扬了南洋公学举办新学为“开民智”发挥的重要作用。邹恩润说：“吾工业专门学校者，吾中华新学之先锋，而优秀人才之渊源也。树东南之风气，震声誉于环球。有政治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实业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教育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文学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发明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运动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名画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小说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乃至有震古烁今之名将，苦战疆场，百折不回，不惜以身殉国，而为吾国民争回临危之共和，争回已亡之人格出于吾校者乎？曰有。猗与盛哉，吾工业专门学校！”因此，他呼吁新同学要以毕业校友为榜样，准备献身祖国就必须发奋学习，“呜呼！学者而知求学为卫国也，则任重而道远，不可以不弘毅也。抗之以高志，持之以至诚，阔其胸怀，远其眼光，刻苦坚卓，极深研几，师弟相勉，同学相辅，日精月进，攘臂前程。则此千圣百王，仁人志士，竭精敝神，所缔造之国土，茹劳犯险，所涵育之文明，庶几其不隳（hui，毁坏）乎？庶几其不隳乎？此吾所愿。吾同学躬与吾校，二十周纪念之盛者，各以自觉而警醒也。”[7]
彭昕《以国文治科学平议》认为，“处今日科学竞争时代”，振兴中国必须普及科学教育，普及科学教育必须有合适的教材，所以必须加紧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他说：国家危亡，“实因无科学之故。以是忧时者倡为科学救国之论，科学诚足以救国，然昌明科学，舍以国文治之，其道未由。”“今欧西科学大兴，名词之富，至于不可纪极，如水族一种，其名称不下十五万余……据近世调查，其国（注：即德国）中每年除译本外，新出版之科学书，不下三四千种。先进国如英美，且莫逮焉。近如东邻日本，自维新以来，力法欧美，移译仿效，惟日孜孜，每年新译之书，亦不下二千余种，用是国势蒸蒸日上。出版物之多寡，足以代表其国之进步，诚不虚矣！”通过对比，彭昕认为中国之差距在于：“吾国自改革以还，既二十载，而科学晦盲如故，进步迟滞如故，以视同时维新之国，膛乎独后，果何故耶？盖国中教育不能于根本上求发达，以普及国人。则少数之留学生，诚不足以救其失也。教育不能发达奈何？一言而蔽之曰，无良好之教科书……今日集全国中书肆，每年新出版之科学书，最多不能逾百种，而此数十种中，大都粗浅简易，不足以应中等学校之需求，不得已而取用西文原书，其不能者，则沿用陈篇旧什，衣钵相传而已。呜呼此真吾国教育界之大缺憾也！”有鉴于此，彭昕提出了加速“以国文治科学”的具体办法，一是“审定译名”。要“布告国中，使归于一”，这样外国科学名词便“不至于互异混淆”。二是“广育译才”。如果能切实加以贯彻，“则不难由移译而进于创述”。“究译法，造译才。吸收泰西文明，陶铸中西学术。食肉投骨，取果去核，炼丹化汞，制为灵药，以药我四百兆华胄。据怀旧之蓄念，发浅德之幽光，则十年之后，将见神州艺术文章，同臻盛轨，泱泱大国雄风远被欧亚矣！”彭昕的预想虽然显得过于乐观，但其建议无疑是十分正确的。[7]
殷信笃《余之中国教育观》论述了发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国人，第一“当知教育与政治之关系”。“国也者，积民而成。民之智愚，必赖教育。”“教育视政治为转移，政治视民族为转移。”“政治不良，教育无振兴之望；教育不兴，政治无改良之望。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第二“当知教育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实人民之积。必有良社会，而国始立；未有社会不良，而国能富强者也。社会何以有良否之别？则教育有以使之然矣。”“教育者，造成风气之一大原动力也。风气足以造成社会，社会足以造成政治，政治足以转移国家。”[7]
鲍国宝《说学会》论述了建立科学团体对推动科学研究、普及科学思想的积极作用。他说：“学术之不兴于中国也久矣！曷为而不兴也？由学会之不设也。西人于各种学问，皆有学会。农学则有农学会，商学则有商学会，工学则有工学会，天学地学则有天学地学会，声光电重力等学则有声光电重力等学会，下至照相、丹青、造像等琐碎之学，莫不皆有学会。有公共之书籍，以供会员之翻阅；有公共之仪器，以供会员之试验；有公共之报纸，以供会员之披览。有疑义则相质问，有发明则相传授。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发明日益多，人才日益众，使国家富强，致国民安乐，增世界之文明，加人群之幸福。”当今“天下一战局也。有形之战，则海战、陆战、航空战、潜水战；无形之战，则农战、商战、工艺战、制造战。欲战胜海战，非坚固之兵舰不可也；欲战胜于陆战，非猛烈之枪炮不可也；欲战胜于潜水战，非优美之潜艇不可也；欲战胜于航空战，非良好之飞机不可也；欲战胜于农战，非研究肥料不可也；欲战胜于商战，则非研究运输不可也；欲战胜于工艺战，则非研究机器不可也；欲战胜于制造战，非研究理化不可也。无兵学会，则兵舰、枪炮、航空、潜水诸术不能精也；无农学会、商学会，则运输、肥料之学不能精也；无工艺学会、制造学会，则机器、理化不能精也。盖学术者，所以振兴百事者也。而学会者，又学问所由产出者也。学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一人之才有限，众人之才无穷；一人之学有限，众人之学无穷。……不设学会，又何怪学之不能深、术之不能精也？”鲍国宝呼吁国人要效法西方，尽快兴建诸如农学、商学、工艺学、制造学、天学、地学、声光电重力学等各种科学学会或社团，“以道义为连接之具，以学问为会合之物，以立志救世为会员所共勉，以促进文化为会员所共励。”积极参与国际上的“无形之战”或曰科技的竞争。[7]
美籍教授土木科科长万特克《论中国工程教育》（土木科教员胡世熙译）讨论了如何完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问题，指出：“今日非为工程时代乎？环观各物而以物质成者，有不具工程上之智巧技能者乎？工师是冶应用科学及算学于一炉者也，使观今日工业学校之教育，实造就应此时代之人物。”他希望中国工程教育，了解自身的优缺点，“日渐进步，使中国国民自浚其无限之利源，扩充内地之交通，并自固其立国之道，与西方列强之政府、之商务、之工业，并驾齐驱可也。”[8]
胡淬士集录《国民励志语》，刻意宣传了社会进化论思想。如：“人类愈竞争，则世界愈进步。智与智角，则智足者胜；力与力敌，则力强者胜。”“有竞争思想之国民，则其国之文化、工艺、科学、军备、政治、商业必精，而国遂因之以强。”“世界发明之事，恒由竞争而得；世界强大之国，恒由竞争而大。”“强对强，则论公法；强对弱，则凭权势。权势可以胜公法，故云有强权无公理。”[8]
三、学生自办科技刊物对培养人才作出的贡献
创办与编辑科技刊物，必须有一定的科技文化基础与环境。南洋公学作为我国近代最早培养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创办与编辑科技刊物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一批青年精英学子的肩上。刊物能够为青年学子提供驰骋的空间，也能培养未来的学者和大师。为《南洋》、《工专杂志》撰写论文的青年学子，他们在南洋公学（一度改名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接受新式科学教育时不仅成为开风气、唤民智的先行者，而且毕生倡导“德先生”与“赛先生”，大多成为国内著名学者与叱咤风云的人物。
譬如《南洋》培养的人才有：过探先于宣统二年参加清政府招考第二批留学生，被录取赴美国，入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康乃尔大学专攻农业科学，是中国近代第一代农业科学家的领军人物，对开辟农业科学新领域，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推广科学种田，功不可没。周铭交大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大学专攻化学，先后获硕士学位与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母校物理系教授，是交大20世纪30～50年代“两位最重要的台柱”之一。胡端行交大电气机械科第三届毕业后赴美国电厂实习，获美国瓦海瓦大学电机科硕士学位，归国后曾任交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是钱学森院士的老师。侯光迪1918年在上海创办《卫生月刊》，普及卫生常识，宣传卫生、防病；1926年创办《上海滩》（三日刊）等。
譬如《工专杂志》培养的人才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邹恩润（韬奋），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出版家。杨肇燫于1918年考取清华学堂留美专科生，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学习，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编译家，曾协助丁西林创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最早开展我国物理计量标准工作，翻译编著过不少物理学教材和丛书，建国后曾任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务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陈体诚是与詹天佑齐名的中国道路工程专家，毕业于美国加基钢铁学院桥梁工程专业，民国七年被选为首届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后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兼财政厅长、西北公路特派员兼甘肃省建设厅厅长等职。撰写《电报略谈》一文的冯简，曾任国际广播电台台长、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台大电机系电波研究室主任，对广播、通信及电视广播的建设贡献良多。凌鸿勋于1917年赴美国费城American Bridge Company实习，曾任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交大前身）、株韶铁路工程局局长、陇海铁路潼西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完成粤汉铁路，打通陇海铁路宝鸡天水段，当选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士，被誉为一代工程巨子。鲍国宝1922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动力系，是电业界的著名教授与实业家，1949年国庆大典时，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曾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长期担任电业部门的技术领导工作。
中国能够出现“五四运动”，呼唤要在人民大众中普及科学意识与民主意识，决不是历史的偶然。科学与民主问题逐渐成为中国先进青年所关注的焦点，离不开教育界、知识界的精英率先求教于西方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自觉学习并矢志传播，地处大上海的南洋公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九州声气侍风雷，敢有歌吟动地哀。“五四运动”前期，南洋公学奋力传播科学文化与科学思想，开风气，启民智，育人才，兴实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卓越的功勋。
参考文献
[1]南洋公学同学会，南洋[J]，1915年3月，第1期.
[2]南洋公学同学会，南洋[J]，1915年6月，第2期.
[3]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J]，1915年6月，上海中华书局，第1卷第1号.
[4]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J]，1915年10月，上海中华书局，第1卷第2号.
[5]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J]，1916年5月，上海中华书局，第1卷第3号.
[6]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J]，1916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第1卷第4期.
[7]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J]，1917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第2卷第1期（20周年纪念增刊）.
[8]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J]，1918年3月，上海博文印刷公司，第2卷第2期.
[9]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J]，1918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第2卷第3～4期合刊号.
[10]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J]，1919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第3卷第1期.
[11]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J]，1919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第3卷第2期.
[12]王德春，论科学救国思想的发轫及意义[J]，湖北社会科学，2005，5：114-116.
[13]霍有光，南洋公学译书院与译印图书[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第4期.
[14]霍有光，顾利民，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1896—1949）[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原载《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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