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文化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在电子行业，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吴祖垲的名字。在50余年的技术生涯中他拿下了那么多的“第一”：1952年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支日光灯；1958年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只黑白显像管；1970年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只彩色显像管；1976年成功试制出第一只为我国大型“银河”计算机配套的电压穿透式多色显示管；1982年受电子工业部之命在咸阳成功建设起我国第一个彩色显像管厂；1995年在大陆从事信息显示的工作者中第一个赢得美国信息显示学会授予的“国际公认奖”；1996年荣获中国工程院第一批授予的工程科技奖……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拿不到一个“第一”，有的人拿上一个“第一”就能吃它一辈子。而吴祖垲呢，拿了许多的“第一”，却仍旧说自己为祖国的电子工业贡献的 太少太少……
中国日光灯技术的开山人
如今日光灯在照明灯具中已占领了半壁江山，然而在享用明亮柔和经济耐用日光灯的人群中，很少有谁知道：日光灯在我国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是与吴祖垲的名字分不开的。
1937年，23岁的吴祖垲从交通大学毕业后原准备考清华留美学习，因“8·13”中日战争爆发而未果，于是他走入旧中国第一个电子管工厂开始了自己的技术生涯。1940年，在得知美国1936年已生产出日光灯，发光效率是普通灯炮的4至5倍后，吴祖垲壮心难已，连忙将单身宿舍改建作试验室，开始了自己的试制。日光灯关键技术之一是荧光粉，为了找寻突破，他尝试用不同配方的荧光粉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不厌其烦地筛选。1942年，终于试制成了日光色荧光灯的雏形，以该项研究成果撰写的论文同时也获得国内同行的好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吴祖垲如愿以偿通过考试赴美国深造。他去的目的其实是为着“窃火”，去学习美国先进的日光灯制造技术。
1948年春，心系乡梓的吴祖垲如期回到了祖国，任南京电照厂工程师。翌年南京解放，担任该厂厂长的他从此肩负起为新中国发展特种光源、日光灯、光电信管和电子束管的重任。就是在南京电照厂，吴祖垲成功用国产原料合成了日光色荧光粉，使我国第一支日光灯的问世水到渠成。又用土法上马，成功解决了玻管拉制、流明衰退、两端发黑等重大质量问题，使日光灯的质量、产量不断提高。1957年吴祖垲写成的《日光灯制造基础》一书，原本是对自己多年亲自实践的总结，到头来却成为全国各日光灯制造厂职工常备的技术手册。今天全国日光灯的年产量已达到25亿支以上。作为无名英雄，吴祖垲对这个行业所做出的开辟性的建树，迄今仍为知情者所乐道。
“中国电子束管之父”
为了迎接我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1958年5月1日节目正式开播，天津712厂决定赶在这之前试制出黑白电视机。作为承担黑白管的玻壳、屏锥封接和涂屏工艺等关键项目的吴祖垲，在前苏联的订购设备未能及时运到的情况下，再次显示出他的领导才干和技术能力，使我国第一只35厘米黑白显像管按期在南京电照厂呱呱落地。
1958年末，根据电子工业发展的需要，吴祖垲被委以重任，调往成都773厂(又名成都红光电子管厂)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这是我国一家由前苏联援建的专门生产电子束管的大型工厂，拟生产显像管、摄像管、示波管、雷达指示管4大类产品。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前苏联又单方面毁约将援建的项目下马，厂内的资金和技术都极度匮乏。吴祖垲自力更生，以生产支持开发。一方面筹建开发试验部，仿效美国的模式成立了各种试验室和试制车间，另一方面大抓黑白显像管、示波管、指示管、玻壳的试制和大量生产。在吴祖垲的运筹与主持下，1963年773厂经国家验收时已能生产四大类10个品种的电子束管；1977年虽经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该厂仍能生产六大类150种以上的产品。尤有意义的则是，他通过科研生产培 养的一支技术队伍，为以后改革开放我国电子工业的腾飞准备了业务骨干。在他的领导参与下，773厂解决了黑白显像管的离子斑问题，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只19英寸彩色显像管，同时又为国防工业成功制出雷达显示管，为“银河一号”电子计算机成功试制出电压穿透式多 色显示管……
由于吴祖垲在我国电子管领域既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又成就斐然，国外许多同行提到他遂呼之为“中国电子束管之父”。
面对第一夫人的非难，他说：“顶住她!”
1973年严冬，刚刚从成都773厂的一名洗屏锥的杂役解放出来的吴祖垲，以电子工业专家和副团长的身份，为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赴美国考察。考察是成功的，然而回国以后，想不到江青却抓住美国康宁公司临别送给考察团的几件用水晶玻璃制的蜗牛礼品而发难，一口咬定这分明是讽刺我们爬行主义，而考察团侮辱了使命、投降卖国……
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降下罪来，顿时使考察团蒙受了巨大压力，身为团长的老革命王治东又气又急病倒了。一次在病房，调查组的人以为躺在病床上的王治东睡着了，特意对前来看望的吴祖垲说：“把责任推到她(指团长王治东)身上，你就可以没事了……”对于来自“四人帮”的拉拢，吴祖垲非但不领情，反而正色回绝了。
又是副团长又是专家，吴祖垲当然最清楚美国方面的真实态度：资本家为了做成买卖，确实按他们最高的礼仪接待了中国考察团。那么末了，他们怎么可能又会以礼品来侮辱中国考察团，这根本不符合逻辑么!看来“四人帮”在诬陷的背后难免藏有什么阴谋。吴祖垲铁骨铮铮毫无惧色地为王治东撑腰说：“不要怕!顶住她!”
后来，为了澄清事件的真相，周恩来总理特意打电话到纽约询问了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黄华急电答复说：“蜗牛在美国是象征幸福的意思。客人临别主人送之以蜗牛，含意为‘慢慢走，一路平安!’”
但“四人帮”仍然揪住“蜗牛事件”不肯罢休。直到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很不高兴地说：“这件事不要再提了!”这场风波才算最终平息下去，但也整整使中国引进彩管生产线的进程延误了4年……
任电子部外事司翻译的杜德荣在事后半是感慨半是赞叹地说：“整个‘蜗牛事件’中，能够顶 得住的只有吴祖垲!”作为一个电子工业专家，人们过去一直佩服的是吴祖垲业务上的博大精深。通过“蜗牛事件”，人们则从中领略了他的另一面：无私无畏，光明磊落!
中国第一个彩管总厂的奠基人
吴祖垲的今生注定了要与祖国彩电事业的发展有缘。由于他在技术领域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及其在工作实践中所展示的卓越的领导才能，1977年，国家电子部又一次对他寄予重托，委派他到陕西咸阳筹建我国第一个彩色显像管厂——国营4400厂(即“彩虹厂”)。在当时，这个厂的总投资达75亿元人民币，占地120万平方米，整个工程引进日本技术，新技术项目非常多，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除了彩管厂、彩管玻壳厂、荧光粉厂、荫罩厂，还有金属零件冲压厂、偏转线圈厂和大型动力厂。按说，建设这样规模的大型企业，理应由外国大公司来承包，否则极具失败的可能。作为中方对日四家公司合作的总代表，吴祖垲排除来自多方面的干扰，勇于坚持真理，充分尊重科学，既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又妥善处理日方公司的困难，使整个工程在1982年冬经国家验收一次投产，当年盈利，仅原材料国产化一项就年节约外汇800万元。
4400厂顺利投产的消息经日本广播公司播出，立即震动了全世界的同行。鉴于美国无线电公司在波兰建厂和日本日立公司在芬兰建厂均告失败，美国无线电公司特派专家到日立公司探访咸阳彩管厂成功的秘密。谁知日方专家组组长横井昭夫揭示给他们的秘密非常的简单，概括为一句话即：“因为对手是专家”。
正因为负责整个项目的吴祖垲不是外行是专家，所以经过他对美、日各大公司考察最后选 定的日立公司为彩管的合作对象，旭硝子公司为彩管玻壳的合作对象，大日本涂料公司为荧光粉的合作对象，后来均被证实是博采了众长、十分允当。相反的，上海、深圳等几家彩管玻壳厂因为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引进美国的康宁技术，结果后来都饱尝困扰。
一颗心永远为祖国跳动
吴祖垲的为国为民、忠肝义胆，在行业内是有名的。1986年6月下旬，他奉命去北京参加电子部召开的彩管玻壳的决策会议。会上有30多人发言，只有他一个敢于说真话——坚决反对全国统一引进美国康宁技术。他摆事实讲道理的据理力陈：上海引进的康宁技术，不及成都773厂、咸阳4400厂引起的旭硝子技术，而康宁在南朝鲜的合资公司最后还是依靠日本旭硝子公司救活的，引进日本旭硝子技术更适合我国的国情。但10天之后，就在不通知他到场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会议还是一致通过了引进康宁技术的决定。那次决策的失误，使国家遭受上亿美元的损失。惨痛的代价使吴祖垲至今说起来还非常痛心。作为一名爱国的科技工作者，他常说：“讲真话是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我的义务。讲假话是非常可耻的事，是不道德的行为。”
由于吴祖垲的学识和人品，河南安阳、广东东莞和深圳的彩管企业在引进技术疑而不决时，最后都是请他前去拍板，结果后来都一帆风顺。1986年，吴祖垲退居二线，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专家委员，在从事各地彩管、玻壳、荫罩和荧光粉项目评估时，他对国内有关厂引进18英寸这种在世界趋于淘汰的废型彩管技术持明确反对态度，由于那些厂置他的意见于不顾，后来都使18英寸彩管严重积压，损失巨大。近年，他又根据国际科学统计的资料和方法分析国内市场，及早对我国彩电、彩管的供过于求做出了预警，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对上海引进索尼、天津引进三星的彩管项目坚决投反对票。吴祖垲充满拳拳爱国之心的 逆耳忠言在而今的彩管限产图存、彩电跌声一片中已得到验证，并显示出它的真理的光辉来!
“不说假话，是我的长寿之道!”
吴祖垲今已有86岁高龄了，但看去却丝毫没有龙钟之态。步履轻快，气色俱佳，反应敏捷，至多像是70岁的模样。
因为年高体健，许多高层领导人都曾向他取过经。1980年，电子部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开会休息时，江泽民同志向他询问养生之方。吴祖垲笑言自己一贯奉行的是：“好吃的不多吃，不好吃的不少吃。”听了这绕口令似的“秘诀”，江泽民连忙摇着头笑说：“不好吃的不少吃这办不到，好吃的不多吃这也办不到……”又有一次，电子部在东莞开会。几个司局长向他讨教长寿之道，吴祖垲则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地“泄密”给他们说：“不说假说，这就是我的长寿之道……”
吴祖垲的健身运动说来更为普通，那就是走路。说起他走路的历史，可上溯到50年代末在成都773厂的时候。那时厂里本来配有专车供他上下班，但他因为路是土路，就坚决不肯坐，说：“我一人坐车，让大家跟着吃土，于心何忍?”于是，不管风吹雨打日晒，他都坚持步行半小时的路程上下班。从此他走路便成了习惯，即使乘坐火车，也要利用列车到站几分钟 的时间在月台上作来回行走，再不行，就在卧铺车厢的过道中走来走去。如今他索性在腰里别了个计步器，像完成规定作业一样每天要求自己行走一万步，分次完成，风雨无阻。
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也是吴祖垲长寿的原因之一。1933年他考取交大时名列榜首，同时考取了梁士诒奖学金(每年400银元)和吴蕴初清寒教育奖学金(每年300银元)，他却将后一笔奖学金让给了别人。有人说他傻，可他认为这是做人的基本品质。看到近年许多企业不景气职工下岗，吴祖垲非常不安，他很痛心地说：“有些企业什么都靠引进，自力更生的精神丢了。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是应该并且可以自力更生的。这样大家会都有事可干、有饭可吃，国外的回 来了，国内的也不出去了……”对于政府奖励，他从不计较，电子部以往颁发的奖都是集体奖，没有他个人的奖，他照样高高兴兴，自己从来没主动争过。随着年事已高，他自动去掉许多职务，但忧国忧民的心却一点没减，仍然关心着我国电子工业的健康发展，为促进我国投影管与投影电视机的开发与生产，促进我国节能电光源的利用与发展，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将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商品等献计献策。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仁者寿”，这话用在吴祖垲的身上，倒是百分之百的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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