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校庆有感

陆庆乐

在百年校庆之际，不由人不思绪万千。整整一个世纪，交大经历了各个不同时代。为了响应党的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交大于1956年从东海之滨来到了故都西安，迄今已40年了。在这40年中，风风雨雨，几经坎坷，终于走上了康庄大道。交大为全国与西北，特别是陕西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首交大百年，春风化雨，桃李芬芳；看今朝，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瞻望未来，前程似锦，世界一流。在此欢度佳节之时，我们永远也忘不了为交大曾付出过辛勤劳动，立过汗马之功的教职员工。

我1945年到交大工作，至今已有半个世纪。19 56年全家告别了有三泖九峰之胜、风光秀丽的江南水乡，随校来古都。壮年入关，而今已双鬓添霜。我虽非交大出身，但自己早已认为是交大人了。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对交大的印象是深刻的，感情是深厚的。

交大素以“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特色，蜚声于国内外，曾抚育了一批著名的革命者和科学家，总书记江泽民、力学家钱学森、数学家吴文俊都是交大毕业生。交大的教学工作，在国内享有盛誉，交大重视招生质量，坚持择优录取。在30年代，交大的入学考试是比较难的，不少高中毕业生，不敢报考交大，因为交大除了考数、理、化外，还要考一门英语“西洋史”，而且各门课的命题要求也较高。所以，凡被录取入学的新生水平是很高的。我到交大工作后，发现老交大学生的一大特点是解题能力强。交大一贯重视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解放前，数学学两年，一年级学微积分，二年级学微分方程，有的专业还学高等微积分。物理与物理实验也要学两年。物理的考试要求高，概念理论与计算分两次考。当时担任基础课教学的大多是知名教授，如数学系的朱公谨教授、武崇林教授、张鸿教授等，物理系的裘维裕教授、赵富鑫教授等。教师对学生都严格要求，严格考核，上课要点名，学生有事缺课要向任课教师请假。

西迁以后，交大的优良传统有所发扬，现就“ 文革”以前的一段时间，结合数学课程的教学，说一些学校抓基础课教学的情况。

一、 抓教师队伍的建设

学校西迁，比较成熟的数学教师来西安的并不多，而青年教师却为数不少。当时任务重、人手缺 。事实上数学教研室在“文革”以前一直是一个缺编严重的单位，所以，当时只能以180人左右的学生组成一个大班进行讲课，分小班上习题课。每个大课教师除了讲一个大班课以外，还要承担一个小班的习题课，包括全部作业的批改与答疑。小课教师每人要担任4～5个小班的习题课和批改作业。即使这样，有的教师还要担任两个大班的讲课，才能安排完全部教学任务。我除教研室的行政工作外，也曾担任过两个大班的讲课，负担是很重的。形势所逼，必须要求青年教师早日走上大课讲台。教研室在当时任教务长、后任副校长的张鸿教授的关怀与指导下，开始抓青年教师的培养。首先要求他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特别是作为基础课教师，面对的是低年级学生，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他们世界观的形成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生对大学的学习方法可能会不适应，特别是对高等数学这类概念理论的难度较大、逻辑思维较强的课程的学习，更不习惯，要求教师必须认真负责地做好教学工作。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的青年教师政治素 质较好，所以都能不计轻重，认真负责地工作。

在业务方面，教研室规定小课教师必须随班听大课，必须参加各种教学法活动，必须深入钻研教材，分清教学内容中的基本内容与非基本内容，重点与难点，还须把教科书上习题全部做过一遍。教研室分期分批组织青年教师按指定的内容在教研室进行试讲，试讲的讲稿写好后由大课教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试讲效果好的，在大课教师的帮助下，再选一部分内容在大班上进行实习性讲课。这样，业务基础较好，努力而又认真负责的教师，在辅导过一遍以后，就登上了大课讲台。当时与我合作的青年教师黄喜才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讲课受到学生的欢迎，不幸过早去世了。

经过轮番培养，青年教师逐渐成熟，在教学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解决了人手短缺的问题。

二、 抓教学法活动和教学管理

我们意识到，要使一门课程的教学质量稳定在较高的水平，关键是要有一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较高教学水平的教师队伍。为了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教研室按教务处的规定，每周安排一个单元的教学法活动。这一时间，雷打不动，不作别用。教学法活动是讨论和确定各章的基本内容与非基本内容，统一安排各个教学环节，精选作业等；或交流各个班级的教学情况，研究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或研讨对重点、难点的讲法等。教研室还要求大课教师与小课教师一起进行大班备课，使备课更具针对性，做到讲解有的放矢，克服教学中的主观主义。我们制定了各大班的教学由大课教师全面负责的讲课教师责任制；还制定了教研室领导与教学小组长的听课制度；提倡教师之间相互听课。到期中检查时，另外再安排检查性听课。在期中检查中，教研室还召开各系任课教师与学生座谈会，彼此提一些教学中的意见与改进教学的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张鸿副校长与教务处的同志平时和期中检查时都下大班听课，彭康校长有时也下班级听课。由于张鸿副校长是数学教师，所以他对数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分外关心。平时他常约我与他一同去听课。听课以后，他总是热情、诚恳地与教师交换意见，指出优点与不足之处，使教师深受感动。他也常来教研室参加教学法活动，把学校针对教学要开展的工作提前告诉我们，使大家心中有数，思想上早作准备。他要我们做教学的“有心人”，注意调查研究，摸清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师的工作情况。他很忙，但仍处处关心着各基层的教学 。我在工作中受他的帮助很多。他的实干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张鸿副校长的领导下，教务处为了取得有关教学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在各系的办公室中放有每个班级的教学周记本。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意见或表扬以及各门课程进度的快慢，负担的轻重等，都可记在上面，教研室领导也可及时从中得到有关信息。

我们这样做以后，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使高等数学的教学质量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

二、 抓教学基本建设

教材、教学资料、实验等都是教学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一门课程教学质量的高低与是否具有高水平的教学基本建设是直接有关的。

1962年，高教部成立全国工科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由直属高校的数学教师组成，共10人。张鸿副校长任主任委员，我是委员，马知恩教授任秘书。张鸿副校长对我说，“交大是挂靠单位，工作应走在前面，我较忙，你要多做些工 作。一门课程的教学是否成熟，教学基本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再忙也要抓紧时间搞教材建设和教学资料的积累”。在他的推动和指导下，我们把来西安后编写的《高等数学》、《复变函数》等讲义组织人力进行修改，经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分别在1964与1966 年作为高等学校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是以后在全国优秀教材评奖中分别获 得国家教委一等奖与全国优秀教材奖的《高等数学》和《复变函数》教材的前身。

此外，我们还编有《矢量分析与场论》、《数学物理方程》、《特殊函数》、《积分方程》、《差分方程》、《线性代数》、《概率统 计》、《积分变换》、《计算方法》、《变分法》、《张量分析》等一套工程数学教材，供各专业开课需要时使用。

在教学资料方面，我们制定了高等数学“执行大纲方案”，它是大班进行教学的依据，以及高等数学“各单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等。另外，为了帮助学生消化、巩固、深入理解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编写了“课外读物”，不定期印发给学生，受到学生的欢迎与喜爱。

这些教学基本建 设都是教师在沉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挤出时间来搞的，无疑对数学的教学质量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

在这段时间里，交大数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是节节上升的，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受到了兄弟院校的好评。这些成绩是学校狠抓教学的结果。当时在张鸿副校长的领导与关怀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教师们的积极性，这一点至今记忆犹新。

以上提到的一些具体做法，对当前来讲可能已经不完全适用，之所以再提起来，是想借以说明当时学校对教学基层单位的工作是抓得紧的，教学基层单位对教师也是 抓得紧的，要求都是严格的，教师对待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

我想时代不同，做法可以不一样，但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始终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我深感交大西迁以后，教学工作比在上海时抓得更紧，抓得更深入，交大老传统中的 “要求严”在内容与方法上都是有所发展、有所前进的。我们从上海来西安的基础课教师，每一念及交大西迁后的教学工作，总会联想到“文革”以前这段教学的黄金时期和带领我们前进的张鸿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