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在我的老师严睃教授身边工作的三年

系统工程研究所 万百五

那是教学改革、学习苏联开始后的第二年,我被分配到电力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教研室工作,这是一个新办的专业,即现在的工业自动化专业的前身。先生当时也在这个专业。我被任命为先生所领导的电力系的教学秘书,后又任系主任助理(兼职),直到1956年我奉调离开工企专业及电力系的这三年中,我一直是先生的行政助手。先生和我同在一个系办公室办公,同在一个教研室进行政治学习和教学改革的讨论和实施,有过很密切的联系。先生严于律己、工作勤奋、平易近人、生活俭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先生高度自觉、非常努力地学习政治、时事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从1949年上海一解放就是如此。每听政治大报告或者以后的政治学习报告(如中国革命史、哲学等),先生总是记笔记,并在文件或学习材料边上写上自己的体会或评注。政治学习讨论时先生总是联系自己的思想体会踊跃发言,参与讨论,这在当时的老教授中是不很多的,给我们很多青年教师教育很大。我想这也是先生政治上进步快、思想认识提高快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在我离开电力系的次年— — 1957年,先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像先生这样热爱祖国、坚持真理、献身教育事 业的一位老教授来说,是一个必然的发展结果和飞跃。

先生作为系主任,工作非常勤奋,极端负责,每天要花掉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系办公室处理行政事务。当时,正值教学改革初期,为贯彻教育方针及有关政策,行政工作繁忙而琐碎,但先生任劳任怨,严格贯彻各项方针、政策,对我是一个很大教育。当时我作为一个青年教师, 面临新专业、又是新开课,教学工作和备课任务很重,对兼职作系的秘书等工作,则是按规定每天去一段时间协助处理一些事务。但先生的勤奋榜样使我有了转变。

先生在工作中坚持原则,遇到问题不回避。他的行政管理能力、平易近人态度及体贴下属等在系内得到教师们的交口称赞。例如,当时在学习苏联进行教育改革中搬用全套苏联教材, 一度造成师生忙乱紧张。教学中出现一些问题,遇到学生们对老教授有什么意见时,常常由先生去亲自解决。先生总是一方面坚持原则,又用个别交谈等适当方式作做思想工作,并把学生意见转达给教师,帮助他们作出分析和改进。

1953年末,在工企专业建设初期,学校请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几年中他讲授了几门专业和专门化课程。后来这些课程由一些教师分担,例如先生承担“电力拖动”课程,我作为20余岁的青年教师也承担了“自动调整理论”课程。当时为了教师们能迅速掌握本专业全面知识,教研室领导规定每个教师都要去听和学习每门课程。所以在我讲课时先生和其他教师们坐在教室的后排,听讲和学习这门课。他这样虚心学习的精神,实在令我们青年教师感动和敬佩。而且先生和其他老教师常常就我讲课的内容、方法和技巧提出建议和评论,给我以极大的教益。

当然我和其它教师也去听先生讲授“电力拖动”课。先生一如在1947年我作学生时讲授“ 直流电机”课程一样,备课讲课非常认真,有条不紊,都写有详细讲稿;而且对内容、进度都经过非常仔细的推敲和研究。先生教学上一丝不苟,对学生态度耐心而又严格要求,深受学生爱戴,从我解放前作学生时就是如此。

每有教师或同事称赞先生的课讲授得好,教学效果好、教学质量高时,先生总是谦逊地说: 原来讲授的“直流电机”课与新课关系密切,比较容易准备等等。

当时组织、领导下厂实习,是教育改革、学习苏联的重要一环。1954年初夏,第一届工企专修科的两个小班学生分别在济南机床厂和太原钢铁厂两处实习。前者由沈尚贤先生和我负责,后者由两位青年教师负责。严先生从上海来济南检查实习工作,又因太原方面的电召去太钢帮助指导和解决问题,我陪同先生经石家庄转车去太原。解放初师生下厂都带着自己的铺盖卷,先生也不例外。转车时要从一个站台跨越铁路到另一个站台。我请先生在下车站台等我, 先将一个铺盖卷扛到对面站台,转身一看,但见先生已经肩扛铺盖正吃力地慢慢越过铁路。此情此景,今天我犹历历在目。我赶忙跑过去把行李接了过来。到太原后又是召集学生开会,又是同教师商讨、研究如何改进,又是同厂教育科接洽,足足忙了几天。晚上打开铺盖在硬木板床上休息,先生毫无怨言。

以后我曾陪同先生去闵行上海汽轮机厂检查实习;也去过精神病院看望患病的学生,先生对他循循善诱,作了深入的思想工作;以后先生又不畏严寒,千里迢迢到哈尔滨安排学生实习,不过那次我因其他任务没有陪先生去。

由先生主动提出,我曾陪先生一起到电力系其他专业教研室去参加教研室的会议。这是先生按照党委和学校领导的意见,努力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听取意见。先生因此而更受全系师生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