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交通大学

张小亚

　　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功绩卓著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兼容中西的启蒙思想家和独树一帜的著名教育改革家。他18岁起自设塾馆收徒，开始正式从事教育事业以后，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尤其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实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的大学办学政策，开辟了高校管理的崭新理念。时至今日，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大学改革仍然起着巨大的启迪作用。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人。近代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因同情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弃官从教。后又两次赴德、法国学习和考察。1916年回国，次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4、1926年入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推选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1940年在香港病逝。

 

　　提起蔡元培的教育生涯，人们想得最多的是与北京大学的渊源，或是他早年创立的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然而，他在我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之一——交通大学的执教以及掌校情况却鲜为人知。我们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中，保存有从交通大学创建之初一直到蔡元培先生逝世许多有关他与该校的档案文献资料。本文拟以时间为顺序，依据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分四部分对蔡元培先生在交通大学的教育教学活动做一梳理，以缅怀这位文化巨人在我校发展历史长河中的巨大贡献。

 

　　一 初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

　　事情得追溯到上个世纪开始的1901年，那时正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腐败没落的清廷对外国列强束手无策，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投身于新式教育，拯救愚昧落后之国民。蔡元培这时不仅是学贯中西的爱国学者，而且开始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活动。这一年他辞去在其它学校校长之职，接受南洋公学（即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第二任校长张元济的邀请，担任公学特班总教习，即班主任。

　　

　　特班是当时南洋公学为解决急需商务、政治人才而设立的相当于现今大学专科或培训班的一种办学形式。1901年4月张榜招生，通过严格考试录取42人。蔡元培教授学生的方法采用书院方式，以自学为主，教师开出所学课程的书目，教师按期对学生质疑、批阅作业、考试。学生黄炎培回忆“中文总教习蔡鹤卿师元培集同学谈话，交给我们一张分门清单，上写着哲学、文学、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二三十门学科，让个人任选一门。然后蔡师就这一门开示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嘱向学校藏书楼借书阅读，每天写笔记送老师批阅”。除学习国文、英文外，蔡元培还教学生学习日语，引导他门从日语书中可以了解国际情况，组织学生翻译日文书籍。特班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及格者或违反校规者随时被退学。

 

　　由于学潮等原因，特班存在不到两年时间就解散了，蔡先生因同情学生也愤然辞职离校。蔡先生深受学生爱戴，许多学生退学之后加入到他创办的爱国学社继续学业，并深受恩师学识和个人魅力的影响，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毕生在革命事业上相互支持。1940年，黄炎培得知恩师病逝的消息后，悲痛万分，著文哀悼回顾蔡先生对他的教导，“斯时吾师之教人…，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其广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黄炎培秉承师训，毕生从事唤醒民众的教育革新事业。

 

　　特班毕业生中多数人成为后来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涌现出了众多近代的政治、文化、教育界名人：如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在校时名为李广平，字叔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他在音乐、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与动植物保护、人体断食实验诸方面均有创造性发展； 近代中国倡导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的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号楚南）；曾任国民党政府要员、30年代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在校时名为邵闻泰，字仲辉）；陆梦熊（字渭渔，主要服务于交通部门，1922年夏做过短期的交通大学的校长）等，都是蔡元培的得意弟子。许多人后来与蔡元培先生成为一生的师生朋友。蔡先生在1936年，专门撰文《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详细叙述了1901年在南洋公学特班执教以及学生姓名、籍贯等情况，并说明1902夏天他与特班学生们曾有一张合影照片，中间站立者为蔡先生自己。从此文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花甲之年仍然对这一段教学生涯记忆犹新。

 

　　随后，蔡元培两次赴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学习和考察，于1916年10月2日回国，继续他的教育事业。在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前夕，即1916年12月11日，接受本校学生会的邀请，到交通大学演讲。由学生李熙谋、盛棨东记述演讲全文，题为《蔡孑民先生演说》刊登在《南洋学生杂志》第一卷第四期16页上。全文两千余字系竖行排版，为半白半文言文，开头就回忆起自己在本校刚开办时的执教情况，“某前掌教此间，规模草创，未若现时……”，演讲中蔡元培依据他在欧洲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阐述了交通、通讯对国民建设的重要性，并以自己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专修心理学专业的敏锐目光，号召学生注意在身体、心理、美育等方面全面发展，演讲言词恳切，充满对我校学子的殷殷希望。最后以“吾人能以精神心理二者调和，不生偏激，则任何处境均可自慰，不致自伤其身也” 结束，告诫学生除了学好专业知识外，要格外注意精神心理方面的健康。学生自办的刊物“校闻”栏目记载当时“听者甚众”，足见本校师生对昔日师长欢迎拥戴之情。

 

　　此件历史资料现珍藏在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里，已成为我们永久宝贵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在各项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变化纷繁复杂的背景下，大学生面对的各种压力与日俱增，大学生的心理障碍倍受专家和社会的关注。蔡元培德先生的教育理念仍然发挥着灿烂的光辉！历史在不断的重复！我们的高校当中一些师生由于心理上的一些“偏激”所导致的悲剧在不断的重演。因此，大师的教诲仍然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的思考。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应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亲自主持校务，开始了他在北大为期5年的教育革新生涯，他所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研究学术、教授治校等”高等教育理念在北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此阶段蔡先生和交通大学的往来非常频繁。比如，本校1917年4月26日隆重举行为期3天的校庆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唐文治校长主持大会。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和北大代表王子敏先生专程到本校庆贺，在大会祝词中盛赞本校“成绩之优美，为举国学校所仰慕”。对我校建校二十年来取得办学也寄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校庆特刊《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中“退任职员姓氏录”栏目里，教员目录下第一个即为蔡元培。

 

　　1917年五月下旬，蔡元培两次给唐文治校长写信，委托本校为北京大学办理在上海招考新生事宜。第一封信是五月二十五日写的，并寄上北大当年招考简章一千份。另一封写于五月三十一日，感谢本校为他们代办招生，并说明“君味三赴沪之便，特属晋谒，左右面达一切，幸进而教之，专此敬请。”现在这两封信除了作为珍贵的书法作品供世人欣赏外，已成为西安交通大学历史档案珍贵件。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公务还是与唐文治校长私交，蔡先生和交通大学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1926年为纪念交通大学三十周年校庆，《南洋大学30周年纪念征文集》（现存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出版，系精装大32开。由叶公绰题写书名，唐文治及凌鸿勋分别作序，登载了著名校友的纪念文章共40篇，其中第四篇就是蔡先生的《中国古代之交通》，从自己回家出行路线的选择及所乘之交通工具谈起，纵论我国古代舟车由来和世界各地之交通工具的演变，最后感慨当今社会水、陆、空等立体化交通之便，“古今人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蔡先生此时虽忙于政务及学术研究，但还是非常关注我国的交通和我们通大学的发展，欣然提笔，用自己丰富人生阅历和深远的洞察东西方交通的敏锐目光，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国内外交通工具古今变化图景，令人耳目一新。全文4千余字，通俗易懂，足见蔡先生知识之渊博。

 

　　另外一本三十周年校庆纪念物《南洋大学卅周年纪念校友录》，由前校长唐文治题写书名，蔡元培先生系 “主任教员” （即南洋公学时担任特班班主任）被列为“前任教职员录”里面。这一次对蔡先生在我校执教情况给予更准确的界定。

 

 

　　1928年，蔡元培又一次与交通大学结缘。这次他是奉南京国民政府之命为本校校长。2月3日，国民政府交通部第99号令（原件见西安交通大学档案第）任命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机关——“大学院”的院长蔡元培为交通部直辖第一交通大学校长，于2月20日到校就职。

 

　　蔡先生提倡新学，在学界和教育界已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学者和大教育家，因此交通大学师生对他来校任职表示热烈欢迎和寄予厚望。蔡校长任职近两个月，即4月15日，学生会出版部编辑的《交大半月刊》第十二卷第一号上发表署名“志诚”的学生文章：《我所希望于蔡校长者》。文中说，蔡先生就职至今已一月有余，对处理学生的减费问题，他们已得到了极圆满的结果。并由此希望蔡校长在行政、校务方面的各个环节对学校进行整顿。 并“对蔡校长是素来钦佩的，北大的声誉，不是蔡校长哪能有今。……希望蔡校长以整顿北大的精神，来办南洋”虽然蔡先生主持校务历时只有4个多月，但确使交大的气象为之一新。学校在以下几方面得到改进颇多：学科设置方面实行机械、电机、交通管理三科并重；学校经济公开；图书馆星期日延长开放时间；学生奖学金管理、学分制等。在同一份杂志里，“校闻”栏目，有一主题为《蔡校长注重考试》的文章，全文如下：

 

　　“蔡校长到校以来，对于一切校务极力整顿。考试一节亦取严格办法，兹录其布告如左。

为布告事，查宪法五权不废试典。教育原则首重课业。学校进步之迟速恃乎诸生成绩之良否，中外古今同此定理。是以讲授方面、试验固当时有，而管理方面、考核不得不周学间，由于探讨修业端赖平时惜殷勤求，犹恐弗及不耕望获，宁有斯理？我校望重东南士林观仰。本校长就职之始，即以改进校务、注重学业为志。故特设注册处，以一事权而期整理所有学生平时缺席旷课，由该处按周公布以资考勤；一面由教师每月将成绩欠佳之学生通报该处，俾便随时指导以图补救。似此双方督促，庶冀学业成绩平均进展，不负诸生来此求学之本意矣。除分函各主管教职员认真办理外，合亟布告各生知，照此布。”

 

　　从以上对学生学业和考试专门发布的公告，我们还可以看出，蔡校长在管理学生方面的独到之处。晓之以理，动之于情：陈述学业对于国家、学校、个人的重要作用。对每一位学生负责，尽量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严格要求却不失亲切关怀。蔡先生掌校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学校的行政管理、学科设置等各个层面作为很大，时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其中包括妥善处理前任校长遗留的经费问题、调整人事等都让师生非常满意。

 

　　任职期间蔡元培积极倡导学校教学与科研、课内与课外并重的原则，活跃学校的学术研究和学生的课外生活。比如积极带头为本校经济学会捐资百余元，使得该会得到长足发展，编辑出版经济论丛等刊物；亲自为本校学生会刊物《交大半月刊》第十二卷第二号题写刊名，并充实学生会各职能机构。像“新剧股、京剧股、国乐股、雅歌股“等学生文艺社团均聘请社会名家担任指导，演艺的节目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较以前有了巨大的进步，极大地活跃学生课外生活，使学生在紧张的专业学习之余身心得以放松。

　　1928年7月1日，交大举行毕业典礼。蔡校长因为政务繁忙，担心精力不济，影响学校工作，提出辞职，此前已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在毕业典礼上正式告知全校师生，学生会派代表挽留，但蔡校长去意已决，婉言谢绝大家。这一幕与蔡先生26年前离开交通大学一样，因为爱之深切，所以选择离开。尽管人已离校，但他始终关注着交大的发展，当年的11月26日，孙科宣誓就职本校校长仪式上，蔡先生又亲自莅会监誓。

 

　　1933年4月8日本校纪念建立三十七周年文治堂隆重举行庆祝典礼举行盛大的工业铁道展览会，蔡元培先生与学校前任校长叶恭绰等社会知名人士一起在庆祝会上讲话。讲话内容《蔡元培氏训词》刊登在《交大三日刊》“工业铁道展览会特刊” 第一号上。 全文五百余字，回顾学校历史，介绍现在学科设制，充满对交通大学的鼓励与赞誉之情，开头又是一番回忆“鄙人於民二十年年前负芨於此，五年前则会一长此校，今值卅七周纪念之会，又能躬逢其盛，自历史上已溯前，大有今昔之感，……”。

 

　　1936年，蔡元培已是年近古稀，政务与学术繁忙，加之又疾病缠身，但对交通大学的关心依然如旧。 4月8日虽没有能亲自参加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但仍为8月份出版的《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撰写了文章，就是作者在本文第一部分开头所提及到的《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特班》。是年12月28日本校举行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蔡先生由于身体原因专门派代表参加，并在1936年12月28日《交大三日刊》“交通大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文章《二十五年来中国研究机关之类别与其成立次第》，文中蔡先生把研究学术之机关分为四各种类：国立的研究所、独立的研究所、大学中的研究所、工业机关中之研究所；然后分别陈述每一类别中各个研究机关成立的先后顺序。最后勉励各研究所努力进取，积极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重病在身，移居香港疗养。虽身体日渐不支，仍关心教育事业，担任职业教育协会主席，直至与世长辞。

 

　　纵观蔡先生与交通大学的一世情缘，我们可以看出，从交通大学的创办初期一直到蔡先生赴港疗养，但凡交通大学历史上的任何重要庆典与活动都留下了蔡先生的足迹或笔迹，尤其是在交大任教和掌校的岁月，更令我们交大人欢欣鼓舞。仅以此文纪念一代教育大师对交大师生的深厚情谊与殷切期望。

 

　　追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立足现在，启迪未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西安交大人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今天，大师的谆谆教导犹在耳边，激励着我们继承优良的办学传统，开拓创新，勇往直前！最后以蔡先生1935年1月在《我们希望的浙江青年》、演讲稿中的一句名言结尾，与各位共勉：“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文化幼稚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